1919-震动京城苍梧女子李超.doc

1919:震动京城苍梧女子李超1919年夏，声势浩大，波及全国的“五四”运动首先在北京发起。“五四”运动的爆发，使国内反封建的声浪日益高涨，争取妇女独立、自由的女权运动也逐渐兴起。就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半年之后，由此而发生了一个震动京城、影响全国的与女权有关的事件，而事件的主角是广西苍梧县的一位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的女子，她的名字叫李超。 事件缘起于李超的追悼会。李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大学生，并无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她的死竟引起强烈的反响，直接的原因是当时的文化名人胡适为死者作了篇《李超传》。李超的追悼会竟集中了当时北京的文化教育界社会名流蔡元培、蒋梦麟、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梁漱溟等。可见李超的死亡事件具有更深层的社会原因。 李超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子呢？ 艰难坎坷的求学路 李超，原名惟柏，又名惟壁，号璞真，生于1895年左右，苍梧县金紫庄（今大坡镇夜村）人。李超小的时候便没有了父母，只有两个姐姐。他父亲有一妾，名叫附姐。李超少时便跟着附姐。因为她父母只生了她们姐妹3个，按家族的惯例，她胞叔李渠廷的儿子李惟深便过继到她家。李超的胞叔清末时在广西全州做官，李超也跟着到了全州。那时一些地方已有了新式学堂，李超也曾接受过一点国文教育。年纪稍长，她又回到苍梧家乡，继续进学堂读书。所以，10多岁的李超已具备了基本的国文知识，作文通信通顺清楚。 民国初年，李超离开家，到30多公里外的梧州就读梧州女子师范学校。由于她的国文底子比较好，毕业时取得很好的成绩。民国四年（1915年）毕业后的李超和她在梧州的同学、朋友组织了一个女子国文专修馆。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班朋友、同学先后散去，女子国文专修馆只办了一年便解散了，李超只得返回老家。 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李超觉得农村旧式家庭的生活十分烦闷，对嗣兄提出要出门求学。她在从梧州寄给嗣兄的信中说：“计妹自缀学以来，忽又半载。家居清闲，未尝不欲奋志自修。奈天性不敏，遇有义理稍深者，即不有自解，又无从质问。盖学无师承，终难求益也。同学等极赞广州公立女子第一师范，规则甚为完善，教授亦最良好，且年中又不收学费，如在校寄宿者，每月只缴缮费五元，校章限一年毕业……广东为邻省，轮舟往还，一日可达……每年所费不过百金。依家年中入息虽不十分丰厚，然此区区之数，又何难筹？”李超在给嗣兄的信中还说：“盖近来世变日亟，无论男女，皆以学识为重。妹虽愚陋，不能与人争胜，然亦欲趁此青年，力图进取。苟得稍明义理，无愧此生，于愿已足。其余一分富贵浮华，早已参透，非谓能忽然置之，原亦知福薄之不如人也……若蒙允诺……匪独妹一生感激，即我先人亦当含笑于九泉矣。”字里行间，我们都能感受到李超这个好学进取的年轻女子的苦闷和痛楚。 李家在当地是一个大家族，家产不菲，按理说供给李超到外地读书不成问题，但由于女儿无继承权，支配家庭财产的是过继的嗣兄。当时李超的两个姐姐均已出嫁，嗣兄也已结婚成家，为了早日尽享家产，嗣兄最担心李超不结婚而继续读书，靠家产生活。所以李超的嗣兄找种种理由推托，不愿为其提供读书经费。 后来李超还是决意东下，来到广州进了洁芳女子学堂。李超出门求学后，家庭断绝了她的一切费用。在广州的两年，全靠她的嫂嫂陈文鸿、姐夫欧寿松、堂弟惟几、本家李典五以及堂姐伯媛、宛贞等人私下接济。 李超对广州的学堂不甚满意。她有个叫梁惠珍的朋友其时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书，写了几次信劝李超到北京求学。李超把一些旧作文稿寄给梁惠珍，请她转呈校长并代为推荐自己做插班生。后来校方准许李超来校旁听。 对李超北上读书一事，家人断然不支持，连她那贤明的嫂嫂也对她断绝财源了。后来还是得到了在广州的本家李典五的借款以及姐夫欧寿松资助学费，李超才得以在1918年7月动身到北京，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先是当旁听生，后转为正科生。 在李超到京后的半年里，家中因为李超外出求学，生出诸多矛盾。嗣兄对李超北京之行更为愤怒，声称一分钱不寄，从此不再理会李超的事情。本来嫂嫂陈文鸿愿意支持李超读书，却因家庭纠葛闹得几乎要悬梁自缢。李超曾有信给嗣兄说及钱财一事云：“此乃先人遗产，兄弟辈既可随意使用，妹读书求学乃理正言顺之事，反谓多余，拂之情理，岂得谓平耶？”谁知这几句话更加触怒嗣兄，嗣兄的意思是，谁叫你是女子，既做了女子，你有什么支配“先人遗产”的权力？！堂姐伯媛给李超的信中说“佢”（指嗣兄）谓妹动以先人为念一言为题，即先人尚在，妹不告即远行，亦未必不责备也，并嘱李超自后来信千万勿提先人以触嗣兄之怒。 在“婚事”幌子下的迫害 在旧时代，特别是在农村，女子20多岁还不嫁人是极少见的。李超的两个姐姐早早就出嫁离开了李家，而李超迟迟不谈婚论嫁，读书从梧州读到广州，又从广州读到北京，嗣兄眼睁睁看着钱财不断地从他的家产中流出，恨不得把这个妹妹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