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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地方法制功能结构及发展 摘要：为了统治超大型国家的需要，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结构。地方法制的存在成为国家的必然选择。统一的法律与不同习俗之间的矛盾，是贯穿地方法制历史演变的重要线索。其发展的历史趋势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由粗疏而越来越严密，地区性特别法成为主要形式。地方法制的规范化程度越来越高，省例的形成便是这种规范化的结果。同时，官府与民间的互动在地方社会秩序形成与维系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强。 关键词：古代法；地方法制；特别法 中图分类号：DF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2）01-0134-05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较早就建立起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但是，在自然经济、乡土社会、交通困难、信息落后的情况下，国家要实现其对社会全面的统治，不能不依赖分级管理的地方制度。地方法制在社会发展中处于什么位置，起到什么作用，发展演变的规律如何，有什么经验教训，这是法律史研究不能不关注的问题。 一、地方法制的功能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曾经指出地理、气候、物产特别是风俗习惯对法律的影响，以致形成各国法律的不同特点。克利福德·吉尔兹所谓“法律是地方性知识”的观点，和我们面临的问题虽然没有直接联系，但也有所启发。在我国古代辽阔的疆域上，各地地理状况、气候条件、物产种类区别很大，各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各有特点，经济发展和文化水平也存在差异。对此古人早有认识。《礼记王制》言：“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从秦汉到明清，随着疆域的扩展，各地的差别更加巨大。明人王士性这样概括：“……江南饶薪，取火于木，江北饶煤，取火于土。西北山高，陆行而无舟楫，东南泽广，舟行而鲜车马。海南人食鱼虾，北人厌其腥，塞北人食乳酪，南人恶其膻，河北人食胡葱、蒜、薤，江南畏其辛辣。而身自不觉。此皆水土积习，不能强同。”① 基于各地不同的风俗而稳定流传下来的传统，与体现统治者意志的统一法律存在着矛盾。就此而言，法律的统一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国家来说，既有其合理性，又有其不合理性。王夫之指出：“要而论之，天下之大，田赋之多，人民之众，固不可以一切之法治之也。有王者起，酌腹里边方、山泽肥瘠、民人众寡、风俗淳顽，因其故俗之便，使民自陈之，邑之贤士大夫酌之，良有司裁之，公卿决之，天子制之，可以行之数百年而不敝。而不可合南北、齐山泽、均刚柔、一利钝，一概强天下以同而自谓均平。盖一切之法者，大利于此，则大害于彼者也。如之何其可行也！”②地方法制的功能就在于调整两者的矛盾。 在出土的秦简中，保存了一则当时的地方性法规，这就是《睡虎地秦墓竹简》的《语书》，又名为《南郡太守书》。③它是秦统一中国之前，秦国的南郡太守腾所发布的一道政令。刘海年先生明确指出：“由于它是南郡守腾发布的，针对的是南郡地区的具体情况，其法律效力也只限于南郡辖区，所以它是一篇地方性的法规。”④ 《语书》这一文献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它提出了地方法制存在的理由及其内在逻辑。从地方法制研究的角度看，《语书》所揭示的法令和乡俗的矛盾，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该文指出：“古者民各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显然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不同的乡俗是由各地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物产资源的不同决定的，亦是历史人文积淀的结果。各地的不同风俗即所谓乡俗是古代自然形成的、自发生长的历史传承和社会秩序，其出现及存在有其合理性。 统治者如何看待与对待各地人民不同的生活方式及其特点，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态度。一种是“因俗而治”，这以周初被封于齐的姜太公为代表。史载：“太公至国，脩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⑤另一种是“变其俗，革其礼”，以被封于鲁的伯禽为代表。历史上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史载： 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⑥ 在分封制度下，因俗而治还是变俗而治，是统治者的自身选择，没有制度的反向约束。而在中央集权的制度下，地方政府却存在着制度约束，这种约束体现了集权统一的需要。 秦始皇统一中国所采用的是法家路线。法家迷信法律改变世界的功能巨大，认为法的作用迅速凶猛。《商君书》中就有这样的主张：“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夫明赏不费，明刑不戮，明教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