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发展三个重要趋向.doc

中国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发展三个重要趋向 摘要：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在劳动就业制度方面，虽然基本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就业机制和体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发展应该体现三个趋向：加强协调，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统筹城乡就业，创造平等的就业机会；以及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统筹协商解决我国在全球化中劳动就业问题。 关键词：劳动就业制度 和谐劳动关系 统筹城乡就业 劳动问题国际化 就业是民生之本，劳动就业制度作为对人力资源如何配置和利用的一种制度安排，不仅关系到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而且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就业制度改革无论是从宏观层次还是从微观层次上都会对经济社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纵观我国劳动就业制度的发展变化历程，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劳动就业制度也在不断变革、转型。就业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由统包统分的计划就业制度转变为市场导向的就业制度，基本形成了“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的就业机制和体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了统筹发展的新阶段，需要进一步深化劳动就业制度改革，以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发展凸显三个主要方向。 一、加强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劳动就业制度市场化改革使得我国劳动关系日趋复杂、多元。劳动关系是已实现就业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产生的经济社会关系，劳动关系是否协调已经成为一个经济社会和谐的基础。市场调节就业主要是利用利益诱导和法律制约的机制，以实现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当今社会，企业内部的劳资利益冲突与矛盾日益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演变成为“现代社会运动的轴心”。 在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由于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不同，造成了市场中不同资源有不同的权力、地位。就资本与劳动力而言，资本的稀缺程度要高于劳动力资源。在这样的资源分布格局下，资本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劳动关系表现为“资强劳弱”的状态。同时，在GDP政绩观支配下的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漠视或淡化劳动者的权益，又进一步强化了资本的强势地位。资本的强势使得中国众多企业的盈利模式往往以牺牲或压低劳动者的权利与利益来维持的，资本对劳动的“随意性”带来了劳动关系不稳定，致使劳动者权益遭受侵害等问题屡屡发生，中国劳资关系处于一种相对紧张的状态。 劳动力的低成本助推了中国经济增长，是支撑“中国制造”行遍全球的重要“法器”。长期的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正日益“耗尽”。劳动者权利意识的觉醒，对于权益的争取正逐渐由被动、忍受的就业工作状态转向了主动抗争，这种自发、“无序”的维权模式催生了一系列劳资关系的群体事件。如2009年的“吉林通钢”事件、2010年河南平顶山纺织集团维权事件和广东南海本田工人罢工事件等。这种抗争维权使得劳资冲突面临着失范的危险，可能进一步诱发社会的“失控”。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首次提出了和谐劳动关系对促进就业的重大作用。十七大报告又明确指出，“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完善和落实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 劳资关系的紧张状态的直接表现就是我国劳动争议案件的逐年上升（如图1所示）。2008年劳动争议案件达到了693465件，比2007年净增343274件，几乎增长了1倍。而且近年来的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也在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劳资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进入了易发时期。而劳资双方冲突的根源大部分是劳动者对于自己合理权益的正当维护，而不是“无理取闹”。劳动关系的协调与规范，就在于要维护劳动者的尊严和权益，“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 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协调中政府扮演重要的角色。首先，政府是劳动关系的规范者。比较成熟的劳动关系一般都有一套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通过规章制度建设规范劳动关系。在我国，规范和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不仅建立了最低工资制度，还建立了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就业援助等社会救助体系；而且建立了以《劳动法》为基础，以《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及《社会保障法》等法律为骨干，以《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法规相配套的劳动就业关系调整的法律法规体系；劳动关系的规范管理比较完善。但制度化、法制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造成中国劳动关系呈现“资强劳弱”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本凭借其比较稀缺性和地方政府的“庇护”来规避法律法规。为此，政府部门在新形势下对自身要有很好的定位。政府不仅仅是劳动关系规范的制定者，还应该是规则的执行者、监督者，要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当前，政府部门需要加大法律法规的执行和监察的力度，严肃查处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