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迁下农村家庭困境及出路.docVIP

全球变迁下农村家庭困境及出路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已成为重构家庭等社会制度并重塑人们家庭生活的一个主要推手。这无疑是在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中任何国家都无法控制且别无选择的一个事实。尽管全球化对家庭制度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然而不断浮出水面并进入人们眼底和学术视野的则更多是家庭面临的各种社会风险、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等挑战。由于离婚率的节节攀升以及家庭遭遇的其他困扰，有关家庭危机的惊呼在全球各地亦此起彼伏。 在时代的巨变中，作为家庭制度具体表现的家庭结构、功能和关系的戏剧性变化，在中国城乡也概莫能外。在对农村家庭的困境做出判断之前，我们首先对家庭这个概念略加辨析。在中国，人们常常将家（family）和户（household）混用，而在现实生活中，家庭既包括家，也囊括户。前者是以血缘和姻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基本生活单位；后者则是一个行政管理的概念，更直白地讲是指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人们。30多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及随之伴生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大规模人口流动等社会经济发展深刻改写了乡村家户的性质和乡村居民的家庭生活。其影响范围之大、程度之深可谓史无前例。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家庭日益小型化了。与改革并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致使乡村生育水平不断下降，加上浩浩荡荡的“民工潮”，年轻人婚后倾向于独立居住等诸多因素，加上单亲、空巢、缺损及隔代家庭不断增多，乡村家庭户的规模一直在缩小。这在1982、1990和2000年进行的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就得到了反映，全国家庭户的规模分别为4.30、3.97和3.44人。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家庭户401517330户，家庭户人口为1244608395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不仅如此，家庭结构也日益简单化了。核心家庭、夫妻家庭与单亲家庭的数量及所占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农户重新确立为基本的生产和经济决策单位，从而带来了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回归。集体解体之后，人民公社体制下原先由大队和生产队集体承担的许多家庭功能，尤其是从摇篮到墓地的各种福利待遇随之消解。国家虽经由村一级继续为农户提供一些家庭成员捆绑式的资源和福利，但直到今天，保障乡村居民基本生活的社会安全阀尚未有效地建立和健全起来。除了自然和市场风险而外，“原子化”了的农家还面临医疗、子女教育、养老等各种社会压力。许多农村居民仍被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起老等民生之痛所困。 像加入全球重构行列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伴随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体系，农家和农户的蜕变也加速了。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毕竟是一种糊口型的温饱经济。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09年农村居民家庭的总收入为7115.6元，总支出为6333.9元，其中现金收入为6270.2元，现金支出为5694.8元，两者仅相差575元，收支几乎相抵。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多数农户的生活依然捉襟见肘，假如遭遇不测便会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 外出打工于是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小农户的一个主要应对策略。在改革之初，乡村居民仅是“离土不离乡”在农业之外另谋生计。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中青年劳动力开始“离土又离乡”大规模流入城镇打工经商。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数据，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其中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041万人，占农民工总人数的62.3%。 家庭的凝聚力和稳定性因家庭成员长期“天各一方”而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尽管举家外迁或结伴同行的夫妻越来越多，但流动大军中的已婚青壮年男性主要还是只身外出，而将自己的配偶、父母和子女留在农村。天长日久的分离势必造成家庭纽带松弛，夫妻和亲子感情淡漠。“民工潮”还催生了大量残缺不全的“空巢家庭”、隔代家庭、离异家庭及单亲家庭等，农村家庭的许多功能因而大为弱化。长期在外打工的流动者既难于承担留守子女的抚养教育功能，又难以担当起留守老人的赡养功能。 随着经济理性在家庭私领域的渗透，家庭作为“利益共同体”的理想已渐行渐远。人类学家阎云翔基于他对黑龙江下岬村的田野研究揭示，市场化进程促使村里的年轻人发展出一种不平衡的个人主义，即权利与义务失衡的自我中心主义价值取向。他们往往在婚嫁时竭力争取多分割家庭财产，但同时又不愿承担养老的责任，从而造成了代际关系紧张、孝道衰落和养老困境等诸多问题。这些现象已为在乡村各地进行的大量田野研究所证实。伴随代际之间的权力关系由老一辈转向年轻一代，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在许多乡村社区被弃如敝屣。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老人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供养，但粮食、燃柴、蔬菜等基本上是按人口分配的。而集体瓦解之后，农村养老完全变为了家庭的责任。多数老人既缺乏个人储蓄，又未能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