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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教育决策新范式:基于探究证据决策 　　[摘要]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存在着严重矛盾和冲突，积极倡导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是有效解决这一矛盾的一种新的教育决策范式。实施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的关键是实现教育科学知识和研究证据向教育决策者的有效转移。推动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的有效实施。需要学术研究界与教育实践界、管理界之间加强沟通，互相学习，并且学术研究界与教育实践界、管理界都要做出一些具体的努力和变革。 [关键词]教育研究；教育决策；研究证据 [作者简介]李福华，青岛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山东青岛266071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4-0202-04 科学处理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教育研究界和教育管理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成为教育研究“国际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认为，积极倡导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是弥合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鸿沟，有效解决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冲突的一种新的教育决策范式。 一、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间的矛盾与冲突：教育决策科学化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的互动关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到关注。尤其1967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近20年间，欧美国家的政府机构高度重视教育研究并提供大量资金。希望他们能提供解决教育问题的秘方，提高学校教育质量，教育研究由此获得良好开端并迅速向前发展。这近20年甚至被称为决策部门和研究人员合作的“蜜月”时期，但此后便迎来了漫长的“信任危机”，双方更经常处于相互指责和猜疑中：一方面。教育决策者的期望经常落空，进而指责教育研究成果毫无用处；另一方面，教育研究者认为决策者急功近利，“政界人士的‘脏手’常对研究人员所采取的比较清晰的方法横加干涉”嘲。 国外有关人士普遍感到。教育研究对教育政策制定和高层决策的直接影响还相当“薄弱”。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研究者与决策者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就研究者而言，他们的文化基本上是以学科为导向的，并不必然要求经常将知识和信息系统化，而这些知识和信息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千变万化的。有时，他们不愿意针对社会和政治问题，不能识别决策者对研究和信息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在第三世界社会中，要社会科学研究推广实际有益的成果“存在较大压力”。另一方面，决策者的文化则更多的是受行动驱动，他们通常没有时间参加研究会议。不能理解研究的价值。在许多情况下，决策者没有研究背景和经验，而是主要依赖于个人经历、常识和媒介的观点。 近年来，我国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的矛盾与冲突也非常严峻。一方面，教育研究表现出很强的随意性，缺乏事实依据；另一方面，教育决策经常脱离研究背景，缺乏理论支撑和研究依据。我国教育部前副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韦钰教授尖锐地指出，60年来，我们习惯了教育研究就是谈感想，就是写文章贯彻领导意图。因此，在汗牛充栋的教育论文里，教育的科学性和主体性却常常无迹可寻。她认为，如果没有一大批人扎扎实实地把教育当作科学来研究，我们的教育改革就只能碰运气。她指出，目前我国的许多教育决策“没有牢固的研究基础”，“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 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间的冲突已经成为教育决策科学化必须解决的问题，而积极倡导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是有效化解这一冲突的新的决策范式。 二、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有效解决教育研究与教育决策冲突的新范式 基于研究证据的教育决策是慎重、准确、明智地应用现有最佳研究证据，同时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公众的教育需求，将三者有机结合，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教育政策。基于研究证据的教育决策的关键是研究证据的获取与评价，并使研究证据成为决策的依据。研究证据是经过系统地研究所获得的“证据”，其重复发生概率和可靠性远大于传统的经验证据。因此，为区别于一般经验证据，我们将其称之为“研究证据”。 基于研究证据的教育决策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第一，教育决策要以证据为基础，任何一项教育政策都要有“强证据”来支持，以证明它的确带来了积极的、实质性的社会改变或教育变革。第二，教育政策与社会科学知识结盟。基于研究证据的决策强调运用社会科学知识。以把握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教育现象。与单纯利用知识的工具主义态度不同。基于研究证据的教育决策事实上要求决策者的知识化。 基于研究证据的教育决策与传统的教育决策相比，其决策依据和运行机制都不同： 传统决策主要依据“经验”或“理论”，把“经验”或“理论”当作圣经。而“经验”或“理论”都不可能永远是正确的，都具有可错性。首先，基于个人经验的传统决策的可错性在于它所蕴含的决策逻辑：归纳推理。归纳推理是将有限经验或者小概率事件，上升成为普遍法则。其有效性由大数定理所规定，只有穷尽所有可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