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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煤电市场化改革图景 　　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路径总在人们的祈盼中向前延伸着。伴随着自2013年元旦开始管理层取消对合同电煤价格涨幅和市场交易电煤最高限价的规定，实施近20年之久的电煤价格“双轨制”随后走向终结，同时更具“纠偏”意义的煤电联动机制即将启动，电力市场化改革的大门由此洞然打开。 市场性颠覆 借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扩张以及城市化脚步不断加快的强大动力，中国煤炭价格自2000年起演绎了长达10年的续升浪潮。资料显示，在号称煤炭市场的“黄金十年”中，国内煤炭价格上涨幅度约554%，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肆虐与蔓延的四年时间中，由于受到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和国内4万亿财政投资的刺激，煤炭价格也是居高不下。正是在煤炭也疯狂的背景下，出于稀释以往三年中煤炭价格的连续上涨从而增大发电企业成本并诱发通货膨胀的压力，国家发改委于2011年底出台《关于加强发电用煤价格调控的通知》，明确要求2012年电煤合同价格上涨幅度不得超过5%，5500大卡的电煤平仓价最高不得超过每吨800元。这种突击式的政策安排当时被许多市场人士解读为煤炭市场化进程的倒退。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伴随着国内经济增幅在2012年的显著萎缩，煤炭市场供不应求的生态被强力改写，供过于求的市场脉象清晰可见。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2012年全年，全国煤炭产量突破37亿吨，同比增长5.1%；相比于供给，2012年全国煤炭消费总量约为38亿吨，增幅同比降低5.6个百分点。显然，如果仅仅从国内煤炭产需层面观察就很容易得出供不应求的结论，但必须注意到，除了煤炭的自我供给之外，还有另一个强大的供给力量——进口供给。 由于发达经济体复苏力度较弱，加之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的减缓，以及美国页岩气开发加速并减少煤炭使用量等因素影响，2012年全球煤炭需求持续萎靡；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印尼等国家煤炭供应能力均有不同程度增加，煤炭出口也随之上升，而中国则再次扮演了全球最大煤炭进口国的角色。据中国煤炭运销协会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累计净进口煤炭量达到2.7亿吨，因此，如果加上国内自有的煤炭产量，2012年我国煤炭有效供给量可达39.65亿吨，相比于需求超出1.9亿吨。与供求市场生态相匹配，2012年全社会煤炭库存量约为3亿吨，其中，煤炭企业存煤约1. 1亿吨，市场去库存的压力不可小觑。 煤炭价格及时地反应了市场的供求结构。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环渤海地区港口发热量5500大卡市场动力煤综合平均价格报收维持在640元/吨左右，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205元/吨，同期秦皇岛港发热量5500大卡市场动力煤价格为635～645元/吨，比年初下降165元/吨，同比下降215元/吨。值得关注的是，两地目前的电煤合同价为600元/吨，现货价640元，合同煤价与市场煤价已经相差无几。在这种情况下，原先设定的5%涨幅和800元的两道红线形同虚设，相应地，管理层对于煤炭价格的临时干预不得不自生自灭。 电煤价格并轨 电煤价格临时干预措施的取消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并不只停留在政府在价格管制力度的放松之上，随之而来的所牵引出的是已经运行了近20年之久的煤炭价格“双轨制”的终结。出于稳定电价进而稳定物价的目的，我国在1993年进行了煤炭价格部分市场化的改革，从而形成了“计划煤”和“市场煤”并存的价格“双轨制”。“计划煤”又称重点合同煤，一般是每年年初煤炭企业和电力企业签订合同，锁定一年的供应量，同时铁路部门承担该部分煤炭的运力，每年国内重点合同量大致在10亿吨左右；而“市场煤”是指电力企业从市场采购的电煤，价格随行就市。资料显示，煤炭供应紧张的高峰时期，“市场煤”价格往往比“合同煤”价格高出200元。 无疑，“双轨制”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双轨”的作用：一方面，电煤的部分市场化使煤炭企业获得了谋求自身利益的商业空间，而且在煤炭总体供给偏紧的行情中，煤炭企业完全可以通过自己占据优势的话语权获取更多的商业博弈筹码，从而使得国内煤炭企业在过去10年中实现了快速的扩张和强身。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数据是，2000年国内煤炭行业尚处于全行业亏损状态，但10年之后却转为实现盈利4342亿元。另一方面，“计划煤”使得电力企业以低成本获得了稳定的燃料供应，从而确保了电价的稳定进而相对锁定了企业和居民的生产与生活成本。然而，这种逆市场的行政措施却在制造市场不公平的同时也极大地扭曲了市场本身所固有的调节机制。 电煤生产企业可以说是“双轨制”的最大牺牲者。以煤炭供应最为吃紧的年份为例，由于市场价和合同价之间的差价达到每吨200元，如果销售500万吨的重点合同煤，电煤企业要损失数亿元。从这一意义而言，“计划煤”实际是对煤炭企业利益的强制性剥夺和转移，并扼制了煤炭价格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