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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摘 要：利用DEA的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29个省级单位在2001—2007年的TFP变化。在各省级单位相应年份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分析员工专业化率、对外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度、科研投入率、私有化率对于TFP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实证结果表明：员工专业化率、私有化率与TFP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外依存度与TFP成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度、科研投入率与TFP分别成负和正相关关系，但其影响都不显著。 关键词：TFP 测算；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0-0018-05 一、问题的提出 早在1957年，Solow就发展了一个分析框架来解释外部剩余的存在。他进一步证明了不同国家间技术水平的差异能够导致人均产出的差异。从此之后，对经济增长促进因素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对投入增加的分析。现在经济学家把经济增长分解为投入的增加和效率的提升两个方面。经济学家倾向于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来解释除投入的贡献之外的经济增长。TFP是对经济体长期效率增长或增长质量的测量，被看做是全部的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效率（Diewert Nakamura，2007）。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持续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在世界各国家和地区中都是前所未有的。关于TFP能否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解释因素，在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推动力是投入的急剧上升（Krugman，1994；Young，2003），TFP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另外一些研究则认为效率的提升或者TFP是中国快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他们认为中国的TFP增长率每年都超过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例如，Bosworh Collins，2008）。 无论中国改革开放后至今的经济增长能否主要用TFP的增长来解释，中国今后要想保持快速的经济增长，则必须以TFP的增长作为基础和支撑。因为一些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计划生育和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所形成的劳动力在总人口中逐渐上升比例即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一份报告①预测从2016年开始中国的劳动力总数将开始下降。根据蔡昉和王德文的估计（1999），1982—1997年之间，劳动力比率的上升和城乡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是24%和20%。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国内外技术水平差距很大，国内引进的很多技术都是免费或廉价的，但现在国内的技术在某些方面已经达到国际领先，再想免费或廉价的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几乎不可能。国内当前的环境条件和民众的环保意识已经不允许以牺牲环境、扩大资源投入的增长方式继续存在。 “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社会、持续扩大的基尼系数、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等因素都要求中国的经济必须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由此，TFP作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和支撑必须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本文将以2001—2007年间29个省级单位的面板数据为基础，使用非参数的前沿分析方法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中的Malmquist 指数法来估计各省级单位的TFP增长，并利用面板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来探求私有化率、专业技术人员的比率、RD投入率、对外依存度以及FDI对TFP的影响方向和程度。 二、相关文献回顾 中国改革开放后连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引起了学者们对于国内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研究。其中TFP增长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虽然还存在争议，但不少学者对于引起TFP增长的相关因素已经进行了研究。毛其淋和盛斌（2011）利用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实证的考察了对外经济开放和区域市场整合对于TFP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二者都对TFP产生了正向的影响效果，并且二者的影响效果存在替代关系。姚萍和程盈莹（2011）利用中国省际的工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国际分散化生产对于中国东、中、西部的工业行业TFP的不同影响。并得出结论：国际化分散生产对中国的工业TFP存在区域性的影响差异。张浩然和衣保中（2012）基于中国26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城市的基础设施及其空间外溢效应与TFP的关系。其结果表明，在经济密度、产业结构和FDI作为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城市的通讯基础设施和医疗条件对TFP有正向的影响效应，并且对其他的城市存在显著的外溢效应，人力资本和交通基础设施虽然对该城市的TFP具有正向的积极影响，但对其他城市不存在外溢效应。姚耀军和曾维洲（2011）通过文献回顾的方式探讨了金融发展和TFP的关系，并论述了金融发展促进TFP增长的机制，以跨国经验为基础的金融发展和TFP增长的关系，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