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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德辉《书林清话》刍议 　　摘 要： 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中国版本学、目录学重要的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指出了该书中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书中有些地方叙述自相矛盾、混淆了私刻和坊刻的区别、套印本的起源及他的主观偏见所带来的失误等问题。 关键词： 《书林清话》 版本 刻本 叶德辉《书林清话》是一本重要的版本、目录学著作，它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古代雕版书籍的各种专业知识，诸如刻书源流、版本名称等。著名学者缪荃孙在《书林清话·序》中赞曰：“焕彬于书籍镂源流，尤能贯通，上溯李唐，下讫今兹，旁求海外。旧刻精钞，藏家名印，何本最先，何本最备，如探诸喉，如指诸掌。”[1]P1张舜徽先生说其“阅肆日久，藏书素丰，库掌毕生，不妨精熟，故版本之学，最能名世”。[2]梁启超也将此书列为国学入门要籍。由此可见，《书林清话》在中华文化特别是在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叶德辉是清末著名的藏书家，他说：“积金不如积书。”每遇善本，不惜重金购买，日久益丰，这为他撰写《书林清话》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书中的论述大多令人信服。当然这本书并非完美无缺、毫无瑕疵的，笔者试着从书中找出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前后文叙述自相矛盾 《书林清话》卷一“书有刻板之始”：“书有刻本，世皆以为始于五代冯道。其实唐僖宗中和年间已有之。”在同卷后文又说：“可见唐时刻板书之大行，更在僖宗以前矣。”这两句话很明显有相互抵牾之处，一方面说刻本在唐僖宗中和年间已经出现，另一方面又说刻板在僖宗以前已经盛行，难圆其说。无独有偶，在《书林清话》卷一“刻板盛于五代”：“雕版肇祖于唐，而盛行于五代。”在《书林清话》卷一“刊刻之名义”：“刻板盛于赵宋，其名甚繁。”关于版刻的盛行时代，叶氏有两个不同的观点，一说版刻盛行于五代，一说盛行于赵宋。前后的观点不统一，明显矛盾，难以让人信服。 《书林清话》卷五“明时诸藩府刻书之盛”：“晋府，嘉靖甲午十三年。刻安国桂坡馆《初学记》三十卷，见《杨志》、《丁志》。”而在《书林清话》卷五“明人刻书之精品中”：“锡山安国桂坡馆。……嘉靖甲午十三年。刻宋绍兴本《初学记》三十卷，见《范目》、《天禄琳琅》、《丁志》、《陆志》、《杨志》。按：明晋藩及徐守铭宁寿堂本，皆从此出。”前面说晋府翻刻安国桂坡馆的《初学记》三十卷，后面又说安国桂坡馆翻刻宋绍兴本《初学记》三十卷，时间都在嘉靖甲午十三年，难道安国桂坡馆与晋府同年刊刻《初学记》？这样的叙述不得不令人生疑，而实际上安国桂坡馆《初学记》刻于嘉靖十年，晋府于嘉靖十三年翻刻[3]。叶氏自撰的藏书书目《郋园读书志》中关于安国桂坡馆《初学记》的刊刻年代并没有出错，可见叶氏的错误是由于疏忽大意，失于检查。 二、私宅刻本与坊刻本之混 私宅刻本是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坊刻本是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这两者差别不大，相似之处不少，有时很难将两者区分开。（1）书坊刻书一般为了谋利，所刻之书为了迎合社会各个阶层的需要，多为医书、历书、帖括经义之类的书，质量较为粗糙。私宅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尊崇，或推行某种思想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的是为了传承某些稀有珍贵的版本。[4]P346（2）书坊刻书的牌记，很多带有广告的性质，为自己宣传推销，私宅刻本一般不以盈利为目的，不会为自己做广告。（3）书坊一般集中在经济文化繁荣的地区，以家庭成员为主，再雇佣一些工匠，书坊主往往是子承父业，所以不少书坊可以历经数个朝代。私宅刻书一般规模较小，仅限于家庭内部，存在时间也很短暂，一般随着私宅主人的死亡而消亡。 叶氏在《书林清话》中就有把私刻与坊刻混淆的地方。在《书林清话》卷四“元私宅家塾刻书”中，叶氏将刘君佐翠岩精舍列为私刻。按照上文私刻与坊刻的特点与区别，笔者认为翠岩精舍当为坊刻。其一，翠岩精舍是建阳刘君佐所设，活跃于元明两代的书坊，此坊开始于元大德末，其刻书活动持续到明代中叶，前后持续一百多年，时间之长非私刻能比。其二，翠岩精舍刻书丰富，诸如《程朱二先生周易传义》、《注陆宣公奏议》、《大学章句一卷大学或问一卷中庸章句一卷中庸或问一卷》、《新刊问刘守真伤寒直格》、《大广益会玉篇》、《国朝文类》、《渔隐丛活前集》、《诗集传附录纂疏》之类，达几十种，刻书种类多，数量大。其三，在翠岩精舍刻书中，如至正十四年（1354）的《注陆宣公奏议》和至正十六年（1356）的《大学章句》等刻本中还能发现“翠岩精舍”之类的广告标识语，可见此书坊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综上我们可以基本确定翠岩精舍为刻坊。 在《书林清话》卷四“元私宅家塾刻书”中，叶氏将平水曹氏进德斋归为私宅家塾刻书，似有不妥。黄永年《古籍版本》中说：“元平水本现存的则有曹氏进德斋刻的《尔雅》、《中州集》，平阳府梁宅刻《论语注疏》，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