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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外贸”营造全球贸易新生态 　　新外贸必然会带来全球贸易链条和贸易格局的转变，在外贸领域，中国的中小企业面临着参与国际贸易的“范式转换” 　　目前全球化与去全球化势头并存，外贸形势不容乐观。然而一些贸易摩擦并不能阻挡全球化的总体步伐。 　　在外贸领域，中国的中小企业面临着参与国际贸易的“范式转换”，它们面对着三种外贸模式选择：传统外贸，即“外贸1.0”，主要利用传统线下外贸；旧式的外贸电商平台模式，即“外贸2.0”，利用线上供求信息平台，未利用大数据支持；新式的外贸电商平台模式，即“外贸3.0”，或称为“新外贸”，利用线上供求信息平台，同时利用大数据支持，营造全球贸易大生态。 　　2016年杭州G20峰会前夕，“二十国集团工商界活动”（B20）发布了《B20政策建议报告》，建议G20建立促进跨境电商领域公私对话的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eWTP最早由马云在同年3月博鳌论坛上提出。特朗普与马云见面时曾重点交谈了如何帮助美国中小企业以及美国农民，通过阿里巴巴的平台触达中国以及更多国家的市场和消费者。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大量中小企业正在选择拥抱新经济、新机遇与新外贸。 　　外贸形势不容乐观 　　2016年几乎是全球外贸最糟糕的一年。有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10月全球贸易总量较前一月下降了1.1%，9月的数据也由此前的下降0.4%修正为下降0.5%。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2016年的全球贸易增速预计为1.7%，为近七年来最缓慢增长。 　　中国也同样无法保持一枝独秀。据海关统计，2016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4.33万亿元，比2015年下降0.9%。其中，出口13.84万亿元，下降2%；进口10.49万亿元，增长0.6%；贸易顺差3.35万亿元，收窄9.1%。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给中国的未来外贸带来一些不确定因素。他在一次竞选演讲中曾经表示，对中国商品征收45%的关税。他也曾经提出，要把美国当前高达35%的企业所得税下调到15%，同时要惩罚那些向海外转移就业机会的美国公司。由于美国政府对企业只征收企业所得税，这意味着美国企业只要亏损就不需要纳税。而中国企业即便亏损还要缴纳大量的税费。美国由此会成为一个适合于投资或者“再制造业化”的低税模式国家，这将由此引发一场全球的税收革命。 　　对于中国外贸企业来说，这也将带来巨大的变数。美国走向低税模式，应该说基本上已经是个定数。面对美国的税改动向，中国政府应该积极考虑如何转向低税模式，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全球税收革命。 　　全球化与新经济带来新机遇 　　中美两国目前引领着新经济，同时也引领全球化。在诸多互联网公司当中，虽然美国苹果、谷歌和脸书等公司仍然是全球领导者，但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如百度、阿里与腾讯（即“BAT”），已经在一些领域实现全球领先。在互联网金融领域，中美也引领全球，阿里蚂蚁金服旗下的支付宝在全国的扩展势不可挡，而余额宝的横空出世之年2013年被业界称为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元年。 　　无论中美之间存在哪些对话和政策障碍、意气之争甚至制度竞争，均阻挡不了全球化。而且，像税制竞争这样的制度竞争，最终仍会成为重要的全球化推手。 　　在外贸领域，中国的中小企业在全球化与去全球化并存的格局中既面临着挑战，也面临着较大的机遇： 　　一是中国存在着“巨国效应”。中国的13亿多人口形成一个巨大的市?觥Ｕ?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述，分工受市场范围的影响。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而形成了一个举世无双、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近4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推动中国成为一大全球制造业中心，形成了巨量的工程人员、技术人员与熟练工人。中国目前也是每年全球专利数量全球第一的国家。中国的企业很容易在选择内贸和外贸上做出平衡，更容易兼顾两者，更容易利用国内的分工服务于国际市场。 　　二是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中国外贸依存度高，但没有看到中国外贸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即其集中度低，平均贸易距离远。在全球主要贸易国中，和中国一样具有该项特征的基本上是美国、印度、日本这样的净进口国。出口贸易集中度低，体现为商品较分散地出口到各个国家而并非集中到某几个国家，说明中国外贸总体性风险低而腾挪空间大，虽然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外贸额下降，但是与西亚、东盟、非洲和南美的贸易空间在扩大。 　　三是从外贸主体的结构上来说，民营经济在中国外贸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意味着外贸企业的总体活力越来越大。2015年民营经济的出口额超过了国内外企，占比为45.2%，成为外贸份额最大的主体。而国有外贸企业或者仍然握有垄断资源，或者着力于进口高精尖，外贸占比逐年下降。外资出口企业大多以加工贸易为主，处在全球价值链的底端，这部分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