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配角 其实,我是一个演员.docVIP

香港配角 其实,我是一个演员 　　所谓的香港精神,重要的一点就是“打好呢份工”的敬业与务实,这一次,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些沉默的香港影视配角演员,可以清楚得看到这一点,和香港电影曾有的辉煌 　　 　　8月的香港,和过往的每个夏天一般的炎热而潮湿。四通八达的地铁线像蜘蛛网般延展开来,通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大街小巷簇拥着内地游客,一张张脸上写满的,有初来乍到的好奇,更多的却仿佛久别重逢的熟稔。 　　《旺角黑夜》、《月满轩尼诗》、《情陷夜中环》、《庙街十二少》,这些港片就是香港最好的导游。站在九龙观塘任意一条街道上,都会油然而生似曾相识的亲密感――仿佛突然穿越于杜琪峰电影的无边的黑夜中,寻找救赎之地;?兰街和油麻地狭窄的街道里,随时会有青葱的惨绿少年擦身而过,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下一个刘建明(《无间道》主角)。在虽从未踏足却早已烂熟于心的香港街道里穿行,就像是亲手触摸属于一代人的温软的回忆。 　　以1949年分界,在过去的60年间,香江之畔的这座城市,源源不断地缔造着独属于光影的传奇。早在我们可以亲近香港之前,香港就已用影视剧抚慰、感召并振奋过我们的心灵。少年为小马哥流泪,母亲为大头文心酸,“丁蟹”效应甚至会影响股市。“香港有个荷里活”,几成半个亚洲在某个年代的共识。 　　站在尖沙咀“星光大道”上,咸湿的海风日日夜夜都温柔地吹拂脚下方方正正的名牌。年轻的白人男孩儿在李小龙名牌前摆出经典的截拳道姿势,口中不忘高喊“Bruce Lee”,刘德华、成龙和周星驰的名牌前永远游人如织,还有黎民伟、张彻、胡金铨,还有林黛、胡蝶、白雪仙。60年里,历数香港影视人沉浮兴衰,总是风流。 　　他们都是香港影视圈这座金字塔顶上方熠熠闪光的明珠,是主角,是俊男美女,也是大明星。但还有一些人,是“死跑龙套的”,是主角的朋友、父母或者敌人,是建起这座金字塔的每一块砖瓦,他们叫配角。 　　有些人一演数十年,最终媳妇熬成婆,如鲍起静黄秋生,最终封王封后,是为金牌配角;有些人兢兢业业,演过上百部戏都只有三五句台词,港人称他们为“茄哩啡”,取自英文“Carefree”,意为无足轻重;少数人如田启文能打拼成为幕后重要人物;还有更多人连名姓都无,一概称之为“乜水乜水”(即:“那个谁谁”),一句“二打六”足以蔽之,要到多年后偶有网友发掘,惊呼TVB有个万年出租车司机,才能在20年后被报章翻出个阮毅雄。 　　很难忘记李健仁狂挖鼻孔的“如花”,吴孟达的二当家,罗兰的鬼婆,或者是秦沛塑造过的上百个爸爸。总有那么一些瞬间,荧幕上闪现出他们的笑靥,观众会指着大叫,这不是那谁谁吗?认得他们,却总叫不出名字。他们于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960年代,《纽约时报》评价时值蓬勃发展期的香港电影“尽皆过火,尽是癫狂”,这本是一句带有轻蔑含义的玩笑之语,却精准勾勒出了香港影视的真正魅力。正是如此处处张狂到极致,不留余地,不讲章法的香港影视剧,才容得下最奇诡的想象、最出格的走向、最辛辣的讽刺和最洒脱的演绎方式。 　　相形之下,仍需顾及形象的主角们,还是多了层羁绊与束缚,反倒是这些绿叶们,得以不留一丝情面,不带一分顾忌,用最敬业的方式,“打好电影呢份工”,塑造出一个个经典角色。 　　所以,这一次,我们把目光投向这些沉默的配角们。 　　制片厂时代的演员 　　香港演员,尤其是老演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将表演视为一份普通工作。这本是常识,却因明星制的建立而被湮灭。老演员的敬业与专业,就尤为难得。贵为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的鲍起静,和其先生、知名电影监制方平,都毫无凌人之盛气,为人谦和平顺。年少时做主角,到老来做配角,也毫无不适之感。而聊到兴起处,还会手舞足蹈。 　　直到拿了影后,鲍起静还是习惯自己化妆,不愿劳烦别人。吴君如见而大叫,“你现在怎么还能自己化妆。”她还奇怪为何不能。摄影师拍照时,雨后山路泞滑,鲍起静自己爬上爬下,毫无怨言,手中的包宁可放在泥地上,也不愿劳烦他人。而与他们同代的邵氏影星如姜大卫、谷峰,也一样极好说话。这或许与他们共同出身于大制片厂时代有关。 　　成立于1950年代的爱国影视公司“长凤新”(泛指长城、凤凰、新联三家左派影视公司),与邵逸夫成立的邵氏兄弟公司和电懋共同开创了香港电影的第一个高潮。“长凤新”主打反映劳动人民的影片,在当时风头无二,而随着大陆政治形势越发激进及电懋老板陆运涛辞世,自1960年代始,邵氏的歌舞片、黄梅调片、武侠片及至后来的风月片开创了商业电影制作新纪元。 　　彼时,各家公司都开有自己的艺员训练班。也自有一班固定龙套,由龙套头来负责,需要时呼之即来,一盒盒饭足可打发。而有台词有戏份,稍为重要一些的配角,却多半出自各家的艺员训练班。 　　鲍起静与方平就毕业于“长凤新”艺员训练班,接受基本演艺训练的同时,还得下工厂“接受爱国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