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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玄学考论 　　摘要：永嘉前后，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西晋王朝行将崩溃。玄学乘势而起，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成为一代名士的行为指南。对于永嘉玄学，学界关注不多，因此有必要钩沉永嘉玄学的历史信息，把握永嘉玄学的基本面貌，梳理玄学从正始到永嘉的地位升降的发展线索，从而阐明永嘉玄学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责任。 　　关键词：永嘉；玄学；社会思潮 　　中图分类号：B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017(2010)06-0108-06 　　 　　魏晋玄学是与汉代经学相对立、相更迭的文化潮流，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于魏晋玄学的思想内涵、发展阶段以及其对社会风气、士人风范的影响，学界多有讨论。但是对在玄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永嘉玄学，却很少引起学者的注意。其实早在锺嵘《诗品序》中就曾提及永嘉玄学的特点： 　　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於时??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左，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此段文字屡被注释及征引，但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多在于阐述“建安风力”的理论内涵，并将其与东晋玄言诗相印证，说明当时“建安风力尽矣”的成因及表象，而对“永嘉”这一时间点及“贵黄、老，稍尚虚谈”的这一玄学新风几乎不置一词。 对于永嘉玄学，《诗品》中还有两处提及，中品称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下品“王济、杜预、孙绰、许询”条称：“永嘉以来，清虚在俗”，可见锺嵘对于永嘉玄风的特点和意义有着清晰的判断和特别的重视。因此，了解永嘉玄学的新形态，把握两晋玄学的转化过程，揭示永嘉玄学在玄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不仅有助于阐释锺嵘的文学理论，更有助于了解两晋易代之际的思想文化转型以及国家兴亡的历史变迁。 　　一 永嘉玄学的社会地位 　　对于玄学的兴起，史无异词，一致认为何晏、王弼是玄学的开创者，正始之音是玄学的早期形态。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 　　有鉴于此，有学者认为锺嵘关于“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的论断是错误的，“即如以‘永嘉’作为时代断限，则与魏晋玄学清谈始于正始而盛于两晋的史实不符。” 考察玄学发展史，就会发现这种理解失于简单化和片面性，因为玄学自出现以后，其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地位的升降正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 　　何晏是正始玄风兴起的标志性人物，但是在魏明帝时，他及邓?、李胜、丁谧、毕轨等人尽管声名已著，魏明帝却“以其浮华，皆抑黜之”，一直到齐王曹芳继位，曹爽秉政，“乃复进叙，任为腹心” 。景初三年（239），曹爽“徙吏部尚书卢毓为仆射，而以何晏代之” ，自此何晏主持选举，导致士风为之一变。“晏能清言，而当时权势，天下谈士，多宗尚之。” 嘉平元年（249），经过高平陵事变，曹爽集团被司马懿一网打尽，何晏等人也随着覆亡，正始玄风随即烟消云散。司马懿出身关东儒学世家，“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 。其对何晏等名士的杀戮，固然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但是应该也包含着清洗不同思想的意图。在司马昭主政的时代，统治思想并未有根本的转变。阮籍、嵇康等玄学名士皆不容于世，“籍口不论人过，而自然高迈，故为礼法之士何曾等深所雠疾。” 对于阮籍居丧期间饮酒食肉的做法，何曾十分不满，甚至建议司马昭将其“流之海外，以正风教” 。由此可见儒家与道家两种不同的人格风范和思想底蕴的激烈冲突。景元四年（263），嵇康无辜被杀，阮籍抑郁而终，向秀被迫入仕，司马昭故意问道：“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无奈，只好辩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 向秀的回答虽属一时急智，但也说明在政治的高压下，竹林名士风流亦已终结，玄学人生观已经失去了生存空间。 　　竹林名士和正始名士在政治斗争中或死于非命，或改弦易辙，并非偶然，显示玄学人生观与名士的政治态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司马氏父子牢固掌控政权的情况下，玄学名士不仅无法立足于政界，而且意欲隐居而不可得，这表明玄学虽已生成，但其影响仅限于名士群体内部，其对老庄思想的阐发主要体现在学术著作和名士之间的日常清谈之中，并不为主流社会和儒家传统思想所容，还无法左右一时风气进而成为思想文化界主流。 　　晋武帝司马炎登基之后，尊崇儒教的思想得到延续。咸熙二年（265）十一月，司马炎发布政令，要求各地的中正按照以下六条标准举荐贤才：“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泰始四年（268），又颁布五条诏书于郡国：“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东晋荀崧对晋武帝的治国方略有全面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