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实然和应然.docVIP

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实然和应然 　　【摘要】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到底是采用结果犯，还是采用危险犯。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是否应当采用空白罪状的立法模式。触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后到底应当采用什么样的刑罚，这些问题，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本文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所侵犯的法益角度出发，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探讨以上三个问题，寻求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应然。 【关键词】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犯罪既遂；空白罪状；刑罚 一、犯罪既遂的实然与应然 对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到底是采用结果犯——“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还是采用危险犯——“严重污染事故”作为犯罪构成的要件，学界开展了广泛的讨论。刑法修正案（八）改“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为“严重污染事故”，即只要对环境造成危险就构成犯罪。笔者也主张采用危险犯，原因如下： （一）符合保护土地生态法益的要求 2010年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严重污染环境的，即可以构成此罪。由此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由以往的结果犯变为危险犯。设立危险犯有其重要的意义，体现了立法理论由保护传统的法益向保护传统法益与保护土地生态法益的转变，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要求。由以往只有造成了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才构成犯罪到现在只要有造成环境污染的风险就可能构成犯罪，也就是说只要对土地资源产生了破坏的危险就能认定犯罪，显然此次的修正案开始侧重对环境法益本身的保护，这是立法理论的进步。“……判断善恶的标准在于整个生命共同体……自然拥有与人类同样明确的值得尊重的权利”。正如前文所论述，保护传统法益同时保护生态法益，是土地刑法的必然选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必然要求。 （二）危险犯的设置符合土地犯罪本身特点的需要 重大环境污染的行为并不会直接作用于受害者本人，相反通过环境为载体，最后给人带来损害，因此，具有间接性、隐蔽性的特点，如20世纪50年代日本发生了这样的案例：三井金属矿业公司排放的工业废水中含有金属镉，此废水又用于浇灌农田，从而使稻谷含镉，致使258人患富山骨痛症，死亡人数128人。此案例中从受害人发病到产生后果经历了30年时间。正是由于这种长期性，如果要等到结果出现才追究刑事责任，不可能及时的打击犯罪；从司法层面来说，以往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追究刑事责任的模式必然是经“违反行政法规的污染环境行为→环境污染→人身、财产受环境污染的损害”，污染行为和环境污染结果易得证实，但是由环境污染到人身、财产因污染而损害这一环节却难以找出其中的因果关系。这也就迫使了司法界在传统因果关系上寻找了新的“疫学因果关系”，而疫学因果关系运用的是推定的推理模式，在我国司法界是不承认推定因果关系的。所以，这就给司法界追究刑事责任提出了难题。但将结果犯改为危险犯以后，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的模式就直接为：“违反行政法规的污染行为→环境污染”，这也就减少了司法机关的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序，避免了证明“环境被污染→人身、财产等受损失”，进而保证了有效打击环境污染的犯罪。 （三）危险犯的设置体现了环境刑法“预防为主”的原则 环境保护坚持预防为主原则，是由生态环境本身难以修复和脆弱性决定的。工业革命带来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同时伴随着生态环境越来越脆弱，无论是全球气候的变暖，还是各种奇怪的自然灾害的出现，都向我们展示了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前文中关于土地生态的破坏，比如沙漠化、盐碱化等问题一旦出现，土地资源要想恢复到原貌就可能要付出比预防支出多几千倍、几万倍甚至更多的代价。面对日益恶劣的环境问题，我们必须以预防为主。 刑法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预防。危险犯的设置，在未发生实际的危害结果的时候就给予刑法惩罚，一方面给污染环境者以心理上的威慑，另一方面，使环境污染行为被扼杀在产生危险阶段，避免了更加严重后果的产生，进而起到了预防的作用。 （四）危险犯的设置符合中国现实 现阶段，我国对环境的治理采用的是多元的方式，综合运用了民法、刑法、行政法共同调整，对于危险犯的环境污染，以往主要是靠行政法来调整的，可是由于行政法要靠政府部门来实施，面对环境违法与环境违法背后的巨大利润，政府往往更愿意看到后者，于是就出现了政府对环境治理的“无为”。而对这种危险行为在刑法中却找不到依据，行政法“无为”，刑法“无奈”，也就导致了面对环境污染所产生的污染，法律上是真空的，只能“坐看其成”，等等环境一天天地恶化。因此，增设危险犯是当今中国制裁环境污染的必然选择。 二、 空白罪状实然与应然 土地犯罪中有关空白罪状的立法模式，存在着参照的行政法规提示不明的问题，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就存在此问题。因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一个混合罪名，里面包含了大气、水体、土地等各种污染环境的罪名，所以具体的指出参照的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