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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们享受那些福利 　　随着我国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金紧缺的问题日益突出，二元经济所带来的城市与农村享受福利差异问题依然存在，我国社会福利改革之路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你们怎么还不来领独生子女费？”这已经是北京市的胡女士第二次接到这个电话了。 胡女士与丈夫平时工作很忙，由北京市政府按照相关规定发放的60元独生子女费一直未去领取。“每年只有六十元，我们都很忙，北京的交通状况很差，为60元折腾一趟太不值得了，所以决定放弃领取独生子女费。”胡女士无奈地表示。 按照北京市2003年出台的相关规定，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办理《独生子女证》以后，每个月可以领取10元的独生子女费，父母双方各领取一半，由于胡女士不是北京户口，因此，每月在北京可领取5元的独生子女费。 此项政策的出台，意在促进计划生育政策实施，鼓励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这类政策只是我国福利政策的边边角角，随着我国慢慢进入市场经济，中国的福利政策也走过了三十多个年头。 伴随改革走来的社会福利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主要以职业为依托，城镇居民享受到的福利待遇不断提高，从职工的生活困难补助、采暖费、探亲补贴、休假疗养，到为职工建立托儿所、幼儿园、食堂、学校等设施。“我的三个小孩都是在电厂小学内完成小学学业的。”一位在江苏某电厂工作一辈子的刘师傅告诉记者。 在当时，年轻的职工住在职工宿舍，于是全国各地出现了许多像北京筒子楼一样的单位宿舍。刘师傅说，“当时我们一家五口住在一个不足六十平的小房子里，直到八十年代末我才从单位分到自己的一套房子。”可以说在当时，一个企业或一个单位是无事不管的，这一时期城镇职工的福利最大的特征是，社会福利所需要的费用几乎全部由国家财政提供。 “在当时，只要到一家工厂或者机关单位，在外人眼里就是公家的人了，一辈子都由国家管着了。”刘师傅补充说道。受二元经济的影响，当时的农民都有土地，国家对于农村人口的福利，除了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以外，与城镇职工的福利有很大的落差。那时的社会福利背负着“苦乐不均”的骂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开始试图改变这种现象，1989年后国务院陆续颁布了《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改革的实施方案》、《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对于单位分房等福利，国家开始进行进一步的管控和疏导。 进入到1990年代初期，我国初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针，国有企业、工厂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1992年财政部下发《关于提高国营企业职工福利基金提取比例，调整职工福利基金和职工教育经费计划基数的通知》，将职工福利费由原来按11%提取，改为按职工工资总额和各种奖金后的14%从成本中提取。这些调整，把各种带有工资性质的福利补贴纳入职工工资，不再列为企业职工福利基金。 到1990年代中后期，当下岗、失业潮流产生和造成极大冲击时，我国也开始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步伐，首先为下岗职工提供相应的福利。“当时的下岗职工生活很辛苦的，每个月只能领取一两百元的最低生活保障，尤其是之前聘用的临时工，下岗后没有一点生活保障。”徐州矿务局的罗师傅告诉记者。在这一时期出台了许多“救护措施”，依然没有建立起长效的保障制度。 随着住房、教育、医疗等“单位福利”的逐步退出，社会弱势群体已经不仅仅是“三无”人员、孤老残幼。面对高昂的房价、教育、医疗压力，下岗、失业等风险随时存在，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越来越多的人群陷入了生活困境。积极有效的社会福利制度恰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解决社会公平。 随后，电力、石油等部门开始从事业单位转向企业，1998年停止企事业单位福利分房，确立了职工和所在单位共同负责的住房公积金制度。这一政策的出台，在某种情况下缓解了中央财政福利分房的压力。“也算是享受到最后一拨分房资格了。”在供电局工作的王师傅告诉记者。 市场经济推动的社会福利机制 我国真正开始建立福利制度要从1999年城市低保制度的建立开始说起，并且在2003年建立起全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网络。同时，国家也逐步开始布局农村保障性福利网络。 在医疗保障方面，2003年民政部等发布《关于实施农村医疗救助的意见》，对农村五保户、贫困户实行医疗救助。200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确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截至2009年底有2,716个县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受益4.9亿人次。这一政策在宏观上的落实让农村福利制度初见端倪。“我的孩子在2005年得了一场大病，医药费花了18,000元，我自己交了4,000元，其他的都是通过农村医疗报销了。”江苏省徐州市邹庄镇的孟先生告诉记者。民政部出台了宏观政策，地方政府根据当地情况，建立起农村医疗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