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以笔为剑 战而不屈.docVIP

邹韬奋:以笔为剑 战而不屈 　　1926年10月，邹韬奋以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的身份，接办了职教社的机关刊物《生活》周刊。此后，从《生活》到《大众生活》《生活日报》，从《生活星期刊》《抗战》到《全民抗战》，包括开办生活书店，邹韬奋一刊被停，一刊（报、书店）继起，为宣传抗战、团结御辱和争取言论自由、民主政治鼓与呼，在中国近代编辑出版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干革命有两支队伍，武的是八路军，文的是邹韬奋在上海办刊物，开书店。” 揭露交通部长王伯群穷奢极欲 最初，《生活》周刊内容多集中与青年职业和教育相关领域，发行量只有两千多份，且以赠送为主。邹韬奋接手后，从加强刊物的趣味性入手，“多登新颖有趣之文字”，如撰写“小言论”，编译国外报刊新知趣闻，刊发海外通讯员报道等，文风活泼，可读性强。这一系列举措很快打开了局面，两三年后销数增到4万份以上，5年后发行量达到创纪录的15.5万份，与全国性日报《申报》的发行量旗鼓相当，其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 1931年6月，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交通部长等职的上海大厦大学校长王伯群与本校毕业生保志宁结婚，建造“金屋”，极尽奢华。消息传出，有人讥讽王伯群“位尊多金”，有读者特意写信给《生活》周刊，要求调查并揭露王伯群的“丑行”。 邹韬奋获悉后，基于愤慨，一面将读者来信刊登，一面展开调查，以便弄清事实真相。原来，王伯群所建“金屋”由辛丰记营造厂造就，后者正承建南京交通部办公楼及大厦大学教学楼建设工程。为了讨好交通部长王伯群，造价不下50万元的别墅，最终只收取王伯群约20万元费用即交付使用，有变相贿赂之嫌。 王伯群得知邹韬奋的行动后，害怕丑闻被曝光，于是派人携带10万元前往，企图以此封住《生活》周刊之口。邹韬奋不为利益所惑：“《生活》是一个自力更生的刊物，经费多有困难，但是不受任何方面的津贴，一个小刊物也用不着偌大的巨款。”来人并不死心，接着提出把这笔现金折合股本，作为投资基金。对此，邹韬奋以不符合公司章程为由再度拒绝，并严正相告：“王部长既然这样慷慨，不如替他捐助给仁济堂（当时上海的水灾救济机关——笔者），救救几百万嗷嗷待哺的灾民吧，何奈关心我一人之生活！”来人只得悻悻而退。 没几天，邹韬奋接到匿名信，“警告”他要“小心”。邹韬奋则表示：“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服的。”他在随后出版的《生活》“信箱”栏目上，刊发了署名陈淡泉的《对王保（君）应作进一步的批评》一文，并配有记者亲往王伯群“金屋”实地拍摄的照片5幅。在《编者附言》中，邹韬奋发表言论，将王伯群痛斥一番：“在民穷财尽的中国，一人的衣食住行四种需要中之一种而且一处，已达四五十万圆，而王君信里犹说伯群素尚俭约，虽备员中央数载，自顾实无此多金，我们不知多金果作何解？俭约又作何解？”王伯群“个人的穷奢纵欲，实为国民的罪人”。“在做贼心虚而自已丧尽人格者，诚有以为只须出几个臭钱，便可无人不入其彀中，以为天下都是要钱不要脸的没有骨气的人，但是钱的效用亦有时而穷……” 迫于舆论压力，不久，有监察委员提出弹劾案，至1931年底，王伯群被迫辞职。只是凭借何应钦这座靠山，他才得以保留国府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头衔。时人戏称王伯群是“娶了一个美女，造了一幢豪宅，丢了一个官职”。王伯群所建“金屋”，后来也被汪精卫等人占有，由“王公馆”变成了“汪公馆”。 创办生活书店，不接受胡宗南游说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进犯沈阳，外敌入侵，国事日蹙。邹韬奋在《生活》周刊上写道，本周要闻“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记者忍痛执笔记述，盖不自知是血是泪”。《生活》周刊的编辑方针此后相应调整，从“有价值、有趣味的周刊”逐步“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据胡愈之回忆：九一八事变之后，“《生活》周刊逐渐改变了方向，关心和议论起国家民族的大事，使刊物和全国人民反蒋抗日的愿望一致起来，刊物更受到读者的欢迎”。 国难当头，国民党当局却宣称“攘外必先安内”。邹韬奋再次严正声明：“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对于暴日的武力侵略，除了抵御之外，不能再有第二个主张。”1932年春，蒋介石派胡宗南到上海，约邹韬奋晤谈。“胡宗南极力为蒋介石游说，软硬兼施，试图拉拢韬奋，改变政治立场，逼韬奋表态拥护蒋介石……韬奋坦率地回答胡宗南，只要政府公开抗日，便一定拥护，在政府公开抗日之前，便没有办法拥护”。邹韬奋还强调：“这是民意，违反了这种民意，《生活》周刊便站不住，对于政府也没有什么帮助。” 胡宗南无功而返，前脚刚离开上海，蒋介石又密电发出新指示：在江西、湖北、河南和安徽四省查禁《生活》周刊。此外，蒋介石不惜亲自出面，直接对《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