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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策划从敌人手中抢运军火 　　1945年秋的上海，就像一个久病难愈的患者，刚出现一线转机，就又被新的病魔缠倒了。5D军事网 　　日本是投降了，可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大员们并没给人民带来安居乐业的希望，而是纷纷忙着占房子、抢车子、搂金子……致使黄浦滩头民怨又起。 　　某天下午，一辆挂有特别牌照的小卧车穿过四川路桥，驶进虹口区。和司机并坐的是一个佩带德国驳壳枪的武装警卫；后排是一文一武，其中身穿黄呢军装、肩扛中将军衔的就是我。 　　过往的行人都知道，自日本投降后，能在大上海驱车横行的，只有那些抗战时躲到峨眉山的国民党“劫收”大员。 　　我从人们匆忙让路却又面带愠色的神态中，深知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不得人心。可惜，这种误会却是无法解释的。 　　那些私下朝我们车后“呸呸”啐唾沫的人们哪里知道，我并不是国民党“劫收”大员，而是敌伪和国民党特务早就竭力追捕的一名“犯人”：10年前，作为刺杀蒋介石未成而击伤了汉奸汪精卫的一名主犯，我从这个城市“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早在1939年为缉拿我而悬赏大洋10万元的告示还遍布上海街头，我却接受党的指示，重新潜入上海，从事了解敌情的工作。6年过去，党组织出于种种考虑，要我和几位同志转到解放区工作。 　　就要离开上海了，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向这个我曾出生入死战斗过的城市告别呢?又该用什么样的礼物，奉献给我曾以眷念母亲般的深情，朝思暮想的解放区呢? 　　半个多月来，我一直在苦苦思虑，最后决定，利用现存的社会关系，以及当时敌伪惶惶无主，企图各奔前程的心理，搞一批军火运到解放区。 　　当时，国民党的“劫收”大员虽已到了上海，但都在忙着为自己捞便宜，8年中发足了“国难财”，如今又要发“胜利财”了。至于那些不能吃、不能喝的军火，大员们则认为反正已是“囊中之物”了，便迟迟不去过问。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大可以乱裹乱，混水摸鱼，搞一次“行动”! 　　我把我的“行动计划”向组织做了汇报(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我将参与此行动的其他人的姓名都用化名或代号称呼)，组织上当时代号“老太爷”的负责同志完全赞同，并约定隔二三日即向他汇报工作进展情况。眼下，便是行动的关键一步：我将以国民党陆军中将的身份，去见负责日本后勤仓库的军官冈田少将。 　　汽车在虹口区急驶。坐在我身旁的，是我与冈田中间的牵线人郑德。在大上海，此人堪称一个活跃人物，也是搞军火这出戏的一名主角。 　　既然这出戏是郑德第一个出场，那么就首先从他说起吧…… 我向有正义感、办事牢靠的郑德托办军火，他郑重地点了点头 　　郑德比我大4岁，是宁波人，其父在清廷是个京中大官，本人生长在上海，能言善辩，在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如鱼得水。举一个例子便很能说明他的性格，即郑德并未上过什么大学，却会一口流利的洋泾浜英语，自称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硕士。一次，他遇到几个真正斯坦福毕业的留学生，知底的朋友以为这回准得露馅，哪知郑德却主动和人家聊起“当年留学”的情景，如数家珍般地点出当年斯坦福大学校长和几位著名教授的姓名，以及校园中几座大建筑的风格、特点，甚至还指出了图书馆的某些管理缺陷，直说得那几位正牌斯坦福大学毕业生为之瞠目，连连自叹不如。其实，郑德的这些常识全是从他订的美国杂志上看来的，是准备唬洋鬼子，做大生意的“本钱”。 　　当时，江浙一带是蒋介石势力的老巢，不少嫡系均为江浙原籍人氏，以郑德的籍贯、出身和能力，是完全可以到政府做大官的，然而他只致力经商，看不起官僚、政客们的腐败，非常反感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我和郑德交往多年，通过为苏区运盐和营救、保释被捕同志等几件事，我知道此人有正义感，办事牢靠，而且深晓世故，不该问的绝不多问。比如他早已知道我与刺汪案的关联及处境，可从不主动打听我的行踪及住址，仿佛他很懂得我们地下工作的纪律似的。 　　他是个精明人，不愿卷进政治漩涡，却又深知在中国干什么都离不开政治。日本一投降，他立刻感到这江山的主人要换了。换国民党吗?大腐败，不会长久；那么将转向何方呢?打开当时的地图，上海周围，新四军的解放区倒是星罗棋布…… 　　于是，郑德将我请到了他家。 　　这是一个典型的上海中产阶级家庭。宽敞的客厅摆满了沙发，桌上放着许多中外报刊，玻璃酒柜里琳琅满目，白兰地、威士忌、咖啡以及西湖龙井、徽州红茶，应有尽有。寒暄过后，郑德便直截了当要我谈谈对时局的看法。我正想请他为搞军火从中搭桥，当然不愿放过这个机会，便马上说：“首先，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继续合作的前途极其黯淡，内战很有可能发生，而这最后的胜利，不用我多讲原因，必然属于共产党。”见郑德在点头称是，我又补一句：“不过，在胜利之前的过渡阶段，大家的生活将是困难的，战争嘛。” 　　听到这最后一句，郑德马上说：“你的关系多，我得求你帮忙，找些机会搞点生意干干，好歹赚几个钱花。” 　　我答应一定帮忙之后说：“我也有件事情想请你协助。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