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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报纸副刊和城市关系考察 　　【摘要】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在近代率先由外国传教士创办，作为报纸组成部分的副刊则由一批中国传统文人开启先河。中国早期报纸副刊除了符合读者的阅读需求规律外，一开始就深深烙上了城市文化的印痕。当然，随着社会的深刻变迁、文人的频繁流动，副刊的文化特质也在发生着变化，一方面在融合，另一方面也在顽强地保持着独特的文化底色，这也是报纸依托城市而存在、发展的内在本质使然。 【关键词】副刊；城市；文化；关系 副刊，有多种解释。《新闻学大词典》说，副刊是指报纸上刊登非新闻类体裁为主的专版，通常定期出版并有固定刊名。《辞海》说，副刊一般指报纸上刊登文艺作品或理论文章的固定版面，每天或定期出版，多数有专名。目前，就副刊内容组合而言，有学者又把副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综合性副刊；一类是专门性副刊，又称专刊。由于专刊现今在一些报纸当中归属经营部门，大多为经营服务，甚至大量刊发软文，与副刊的性质相距甚远，因此，把专刊划归到副刊范畴有些牵强，本文论述也是指综合性副刊。 中国早期报纸副刊的产生 副刊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化传播样式。在近代报纸副刊的孕育时期，人们习惯把报刊上刊载的文艺性文字称为“杂俎”“补白”“余载”等。1897年11月24日上海《字林沪报》的“附张”《消闲报》问世，副刊研究专家姚福申评价说：高太痴善诗能文，但无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虽创造了副刊这种传媒的形态，却没有新型的内容与之匹配，可谓才高识卑。[1]这有些苛求前人了，时代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用现在的眼光要求先贤，是不恰当的。 之后，一些报纸纷纷效仿这张报纸的编辑方式，在报纸上开辟固定的栏目和版面，刊登一些文艺方面的文章。20世纪一二十年代，人们又把这样的栏目和版面称为“附张”“副张”“副镌”。1924年12月5日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创办，从此副刊一词被正式使用。而后，许多报纸的文艺性版面纷纷改称副刊。 副刊是正刊的补充和延伸，兼有报学特征和文学特征。新闻吸引读者，副刊留住读者，所谓“新闻攻，副刊守”。副刊是中国报纸所独有，冯并说：“把星期刊周刊视为洋副刊是不妥的，副刊作为一种报学与文学交叉的现象，应该是我国独有的。”[2]副刊从诞生一直延续到现在，目前大陆绝大部分报纸都有副刊，港台的报纸仍很好地延续了这一传统，“在香港注册的大大小小近百家报纸百分之百都有副刊，可见报纸如果没有副刊，竞争力就会大大削弱”，“台湾与香港相比，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别而已。台湾报纸的副刊，淫秽的东西比较少，刊载秘闻也不像香港那样随便”。[1] 中国早期报纸副刊的产生与城市文化关系分析 副刊的诞生与城市大众的文化娱乐需求密不可分。不同城市的文化特质差异很大，市民对文化的需求也千差万别，这样，作为城市文化的表征之一的报纸副刊就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性。 中国早期报纸副刊的诞生、发育与近代城市的发展、城市职能的转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副刊产生、发展的文化基因。 鸦片战争以来，随着通商口岸的陆续开放，现代西方文明大量涌入，中国的城市性质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以上海为代表的新兴城市成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先锋，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加速转型。广州、天津、汉口、厦门、南京、宁波、大连、福州、青岛等城市及香港地区迅速崛起，这里面，近代最早开始现代化的城市主要是一些受外力影响较大的开埠通商城市，特别是沿海沿江少数开埠通商的城市现代化发展较快。新兴城市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和社会概念，还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文化概念。中国城市原来只是单纯的政治、军事中心，“城市只是政治和行政的中心，不是商业中心，也没有独立自治的传统”。[3]此时兼具了现代工商中心的性质，“以王权和神权为中心的传统城市空间格局向着‘以物权为中心，以工商业为中心’的现代城市转变”。[4]以现代工商业和市民社会为依托，文化出版业也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报纸及其副刊的孕育、萌芽和发展，就是以这一时期城市的发展为背景的，就市民的文化生活方式来看，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社会文化生活出现了一次空前的革命。 近代知识分子大量拥入上海等城市，改变了城市的知识分子结构。晚清以后，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开始了大规模的身份转变，以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为界，前期少数人局部转化，后期整体转化。早期报人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传统文人转变过来的，一般都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对传统文化有较深的学习和掌握，国学根底深厚，有的还中过秀才、举人。由于对传统文化的熟稔和偏爱，导致在他们的办报活动中，既接受了西方一些基本的办报理念，同时也会在具体办报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增加一些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办报风格。 与此同时，新兴的市民阶层逐渐形成并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19世纪中叶上海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