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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侦查使用原则之域外探究 　　技术侦查作为一种应对犯罪形势新变化而为侦查机关在重大犯罪中广为采用的侦查措施，已为美、英、德、意、日等西方先现代化国家在立法中所确立并规定了严格的实施程序。我国在继1993年制定的《国家安全法》和1995年制定的《人民警察法》规定技术侦察措施后，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中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技术侦查措施的使用。作为一项刑事诉讼法新设立的极易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侦查措施，必须予以规范、制约和监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先现代化国家在技术侦查措施使用中所遵循的一系列正当程序原则对该措施在我国的使用不无裨益。英美法系国家从近代以来，大力倡导“正当程序”观念，认为政府在处理有关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等问题时，必须遵守正当、合理的法律程序。大陆法系国家在传统上虽无“正当程序”理念，在侦查模式上也采用强化侦查机关职权，有利于打击犯罪的职权主义侦查模式而与英美法系的对抗式侦查模式有别，但在技术侦查的程序设计上却与英美法系各国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根本指导思想均是：技术侦查以忽视人的尊严、侵犯公民隐私权为代价，其采用应受到严格的程序控制。总体来看，两大法系为侦查机关实施技术侦查措施设计了以下共同的程序原则。 一、适用案件范围特定原则 由于技术侦查的实施与人权保护密切相关，因而对于一般性的危害不大的刑事案件，不宜采用技术侦查。在西方学者看来，采用技术侦查这种对公民隐私权损害较大的手段去侦查危害不大的犯罪案件，是得不偿失的[1]。因此，西方各国大多规定技术侦查只能针对重大复杂的刑事案件实施。美国对于可实施监听的案件范围采取了两种规定方法：一是对部分犯罪采“罪行轻重限定法”，这是指《美国法典》第42编规定的可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一年以上监禁刑的犯罪；二是对于其他犯罪采“罪名列举法”，计有14项60多种犯罪，如谋杀、绑架等[2]。我国台湾地区的《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第5条规定预备内乱罪、预备暴动内乱罪等犯罪及最轻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可以实施监听。但基于一些犯罪手段的特殊性，犯罪本身并非重大犯罪，立法机关也将其纳入可以技术侦查的对象。由此可见，技术侦查主要适用于两类犯罪：一是重罪，即处罚较重的犯罪；二是技术化、隐秘化的特殊类型的犯罪。前者反映出被害权益的重大性，针对这类犯罪采用技术侦查足以抵消因忽视人的尊严、侵害公民隐私权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后者由于其犯罪行为的特点，给侦查机关的侦查带来重重困难，不采取技术侦查，实难以发现犯罪、侦破案件。 二、最后手段原则 确立最后手段原则的法理在于：国家权力的行使，以仅达目的为己足，不可过度侵害公民的自由权利，当国家侦查机关为达同一目的有多种适合手段可供选择时，应选择对当事人损害最少的手段。也就是说应贯彻任意侦查原则，此原则要求凡是侦查活动应当尽可能采取任意侦查的方式，强制侦查只有在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下才能使用。技术侦查作为一种强制侦查措施[3]与诸如询问证人、被害人之类的任意侦查措施相比，对公民自由侵害较大，就是较搜查、扣押等其他强制侦查措施而言，由于技术侦查是非公开进行的，难以受到来自诉讼参与人及社会公众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且直接触及公民个人的尊严和隐私，其对受处分人重要权益的侵害程度较深。因此只有在采用一般侦查手段无法达到侦查目的的情况下，侦查机关迫不得已才能采用技术侦查。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规定，法官必须以合理的原因相信一般的侦查手段已经尝试过并失败了，或者即使采用也不太可能成功或太危险的情况下才可批准采用监听手段。《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条规定“为了侦查的必需，可以决定截留、登记和抄录邮电通讯。”按照法国权威学者的解释，侦查的必需是指当传统的侦查技术不太有效时，即可以采取这种侦查手段（例如，毒品走私犯罪活动、秘密赌博犯罪活动）[4]。 三、最低限度原则 一旦确定技术侦查有其必要性，须进一步考虑比例性，而最低限度原则实际上则是这两项在技术侦查中的具体运用。技术侦查关乎维护公共秩序与忽视人的尊严及侵犯人之隐私权，然可否为了维护公共秩序，而不加限制的对所有的人、内容实施技术侦查，并且在实施期限的长短上也不加以限制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技术侦查所欲达成之侦破犯罪与维护公共秩序的目的，应估量到个别可能因此而被侵犯的法益，简言之，即利益权衡。具体而言，最低限度原则又包括人的最低限度原则、内容的最低限度原则与期限的最低限度原则。 （一）人的最低限度原则 各国在立法确定技术侦查对象时普遍贯彻了最低限度原则。具体说来，技术侦查对象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外，还包括传达人和提供人，前者指为犯罪嫌疑人发送、传达、收受信息等人，后者则指为犯罪嫌疑人提供通讯器材、处所等人。可见，为了有效的发现案件事实，技术侦查不可避免的会波及第三人，但只要技术侦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