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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儒家伦理中劝谏之孝 　　摘 要：早期儒家孝道伦理包含劝谏，面对行为失范的父母，一是要求子女用委婉的方式处理矛盾，二是用劝谏的方式以尽孝道。但以礼制为代表的等级观念仍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使儒家思想在现代性背景下体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孝 劝谏 儒家思想 基于中国家庭制度产生的“孝”被看成中国伦理学的化身，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儒家理想中的家庭关系，晚辈孝敬父母、尊重兄长，年长者需以“慈”、“友”的美德回应晚辈，构成无可挑剔的家庭关系。但现实生活中的家庭往往不是这么完美。子弟顽劣在儒家伦理中很好解决，长辈对晚辈的管教是天经地义；但是一般的家庭大多需要遵从未经道德验证的权威，如果需要顺从的长辈有错误，该如何处理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一、委婉地缓解矛盾以尽孝道 《孟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豫，瞽瞍?豫而天下化，瞽瞍?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1]舜父瞽瞍不喜欢他，甚至想害死他。舜没有责怪父，而是号泣于天，以德报怨。他的孝心受到了严格的考验，却不放弃对父亲尽孝，舜的孝心感动了天地，也感动了父亲。但“动之以情”能在多大的程度上起作用是很难说清的。 舜不仅从感情上加以感化，在与父亲相处时也需要讲究方式方法，而不是盲目地顺从父亲。“万章问曰：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在舜的婚事上为避免父子失和，舜不告而娶，不符合常理、看似不尊重父母的举动自然会引起后人的质疑，万章的发问就是很好的证明。但孟子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的不孝是为了符合更大意义上的孝，即完成延续宗族血统的重大使命，避免瞽瞍阻挠而造成父子失和的局面。如果无原则、无条件的顺从，只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因此孝顺也需审时度势，加以变通。 孟子肯定忍让与变通，提倡子女和缓地处理与长辈意见不合，因此他并不简单地将父子失和状况中的儿子斥为不孝。时人高子讥讽《诗经》中的《小弁》为“小人之诗”，《小弁》相传为周幽王的太子宜臼所作，以此来批评暴虐无度的父亲。周幽王偏爱宠妃褒姒所生的庶子欲加害宜臼母子，宜臼携母出逃，得到外祖父申侯的庇护才得以保全性命。孟子为《小弁》作者进行辩护，与儒家动辄将子女埋怨父母的倾向加以否定的态度不同，认为“《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2]但在子女感化无效，面对两难境地该如何作为，《孟子》并没有给出进一步的回答。 二、劝谏以尽孝道 《荀子“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3]《孝经“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以为孝乎？”[4]上述观点是否真出自孔子很难证明，很多作者会把观点归在孔子名下加强言辞的权威性，但其重要性体现在对无条件顺从加以坦率的批评。当孝顺与大义相背离时，孝顺必须服从更高的标准，《孝经》比《荀子》的表述更进一步，在君主或父母不义时，要求人们诤谏。 不过儒家伦理所强调的并不是道德和角色伦理的对抗，而是两者的尽力调和，因此在《荀子“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家庭生活中的“小行”与政治领域中的“中行”，只代表两个比较低的层次，而层次最高的“大行”则超越了角色定位的相对性，把“道”与“义”这样抽象的道德诉求作为最高的行为准则，经过深思熟虑再回归伦理生活。 因此，早期儒家孝道伦理对于行为恶劣的父母所投注的思考，并不亚于对无道君主关注，也绝没有提倡无条件的盲目服从。将道德诉求降低到几乎为零的程度是理学家们的主张，表现出一种保守和退化的趋势。例如朱熹《四书集注》对《孟子“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豫者，尽事亲之道；其为子职，不见父母之非而已。昔罗仲素语此云：只为天下无不是底父母。了翁闻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后天下之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自弑其父者，常始于见其有不是处耳。”[5] 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将父子可能具有的道德冲突彻底铲除，突出强调舜的孝，将父子的关系衰变为一种无条件的从属关系。瞽瞍是一个品行底下，企图谋害亲子的父亲，为了替他开脱，反而让指陈父母过失的儿子背负罪恶。无条件的服从，任何人都无法做到，需要身体力行的孝道变成浮于表面的形式，面对角色伦理与道德冲突时，对父母的批评会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这种退化了的孝道，必然会成为社会和人健康发展的桎梏。 三、早期儒家孝道伦理的局限 早期儒家将“孝”与人的道德紧密联系，孝以修身为前提，一个道德修养不足的人，是无法做到真正的孝的；其次，对行为失范的父母有两种态度：如果父母只有小恶，比如针对家庭成员的责难，儒家要求子女尽量忍耐，动之以情；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