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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式腐败”警示录 　　腐败者一直都在寻求腐败形式的变化。但千变万化都可以归结为两个方向上的努力。一是寻求“外在”的技术或手段的“创新”，即如何将权力运用得更好，以最少的成本，谋取最大的利益；二是稳固“内在”的根基或背景，即如何维持固有的权力或进一步扩展权力，寻求更为稳定的依托。家族参与的“家族式腐败”，可能是腐败者认为的揽钱最佳模式。 　　 　　著名学者邵道生认为，所谓的“家族式腐败”，或称为“全家腐”，指的是身居要职的官员，家族的全部或大部分成员依仗权势侵吞国家、社会财富的行为。腐败家族化的优势就在于家族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亲情和血缘的纽带使这个共同体异常稳固。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个体的利益与家族整体的利益高度一致，“囚徒困境”不容易出现。这不仅使得“家族式”腐败的成本低收益高，同时也加大了查处的难度。 　　 　　 “家族式腐败”的形式 　　 　　经过对媒体公开的各个案件的分析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族式”腐败的形式经历了“家族官员贪，其他家族成员不贪”、“家族官员贪，其他家庭成员也贪”，“家族官员表面不贪，其他家庭成员疯狂贪”这样三个阶段。现在可能正处于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过渡时期，而且这个过渡已经开始相当了一段时间，接近于完成。在当前这个过渡阶段，又可以根据“家族式”腐败牟取利益的具体形式或手段，将“家族式”腐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通过妻子、儿女收受贿赂。“高官丈夫前台扮黑脸，妻子儿女幕后收黑钱”。如原湖南省政府副秘书长唐见奎先后42次直接收受或通过其妻段贤进、其女唐毓遥收受他人贿赂折合人民币共计209万余元。其中，唐见奎直接收受107万余元，通过段贤进收受68万余元，通过唐毓遥收受33万余元。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可见，许多地方所搞的种种通过“廉内助”吹“廉洁风”监督官员的“反腐创新”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相情愿。是不是能够通过家庭制约来反腐？如何通过家庭制约来防腐？从现在看来还是任重而道远。 　　第二类是利用权力给妻子、儿女或其他家族成员开公司、接项目提供各种便利，家族成员从中渔利。虽然从法律规定上看，中国的政府官员只是政府的雇员，作为公务员，他们应该是为“人民打工”。但是，事实上，现在相当一部分官员已经嬗变为既得利益群体的“内部人”。尽管中国的市场化正在完善，“官倒”的时代已经远去，但至少在目前，价格双轨制的残余存在，社会资源很大部分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他们仍然能够通过“行政划拨”等名义和方式将“体制差价”输送到自己的关系户。如乔本平一案。乔是原吉林省政协委员，吉林省国际经济贸易开发公司副总经理。法院审理查明，乔本平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455.2万元，创下吉林省建国以来此类案件之最。检察机关在调查中发现，乔本平的儿子原先经营一家进口卫生洁具店，后来发展到一家规模能与同类国营企业相比的私营公司，周转资金达上千万元。又如，原湖南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张秀发伙同子女受贿一案。原邮电部速递局副局长陈放与北京欧亚联通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许雁借张秀发到北京开会之机，请张秀发帮忙在湖南省邮电系统销售一批明信片，并告之事成之后分三分之一利润给他。张秀发表示同意，并承诺由本单位独家代理。同月，张秀发指示下属以高价购进明信片八点五万张。同年十月，陈放、许雁向张秀发称明信片业务利润八百一十万元，按与其事先约定，分五次将二百七十万元回扣付给了张秀发女儿所办的深圳乐在贸易公司。从现有资料分析来看，官员子女开办的公司要么具有垄断性或者是可以通过“内部方式”调配资源，以此牟取暴利；要么就是负责“收钱”和洗钱的流水线。据有关专家研究，已落网的省部级贪官的亲属大都经商，并且无一例外地大发横财。针对这一现象，邵道生认为：“家族式腐败”是“堡垒”中的“堡垒”，领导干部不仅要“自身净”，还要“身边清”。事实上，中纪委早有明文规定，“省(部)、地(厅)级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准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然而这个规定在许多地方都没有被认真执行。 　　第三种是施惠于商人、下级，希望“照顾”自己儿女，间接捞钱；甚至待经过一段时间，官员自己不掌握权力时，再“回收”利益。应该说这是最巧妙的也是最为隐蔽的方式。官员一般不直接从“未来的行贿者”那里获得利益。在开始的阶段，官员们会物色人选，选择一些认为靠得住且能够对自己产生感恩心理的人，然后不要条件的给他们好处，如给项目、政策等。在“未来”获得利益之后，他们往往会报答官员本人或者官员的子女。这种类似长线的做法，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与人的感恩情结相契合。如田凤歧，作为经济学博士，辽宁省法院院长田凤岐对于这套智慧是“熟稔于心”。田凤岐捞钱是不动声色的，事前他从不要钱，事后他也只是让对方看着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