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布衣将相之局”.docVIP

“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西汉开国诸臣，绝大多数起自布衣。“布衣”，原指穿麻布衣服的人，后来成为一般平民的代称，其中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及没有官爵的地主。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总结汉初政治结构，称之为“布衣将相之局”。“汉初诸臣，惟张良出身最贵，韩相之子也。其次则张苍，秦御史。叔孙通，秦待诏博士。次则萧何，沛主吏掾。曹参，狱掾。任敖，狱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宽，魏骑将。申屠嘉，材官。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鞔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廿二史札记》卷二) 　　“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天地一大变局，用现代辩证眼光来看，不乏偶然中有必然、偶然与必然相互作用的结果，赵翼对此有过精辟的论断。他认为，“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再并而为七国，务益战争，肝脑涂地，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自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廿二史札记》卷二)战国晚期，贵族政治体系实际上已经动摇，秦开一统之局后，虽然在任用大臣上已经打破完全世禄的传统，但是高级统治者依然是王侯世袭。直到汉初，新的政治体制得以开创，新兴贵族权位不再一劳永逸，只要皇帝一句话，随时可以取消，“天之变局，至是始定……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岂非天哉!”(《廿二史札记》卷二)由此可见，“布衣将相之局”的出现，是自春秋战国以来社会变化的必然趋势。 　　汉高祖以平民为天子，萧曹以布衣为卿相，古代贵族世袭的局面被破坏无遗，这对汉初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首先，由于刘邦及其左右将领绝大多数出身草莽，识字不多，在制度建设方面毫无认识，因而机构设置一承秦制，中央政府沿袭三公九卿制，地方政权亦实行郡县制，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从而使中国两千多年的统一局面得以延续下来，“西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得以持续发展的统一王朝，它以王朝重建的形式保存了秦朝首次统一的历史成果，从而使大一统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结构。”(晓红《试论西汉前期治国方略的两次转变》，《山西师大学报》2001年第4期)汉承秦制还表现在方方面面。汉初，萧何为相，“攥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书》卷二十三)；叔孙通定汉诸仪法，“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史记》卷二十三)。又张苍定章程，“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史记》卷九十六)。钱穆先生认为：“要之汉初政局，大体因袭秦旧，未能多所改革。此由汉廷君臣，多起草野，于贵族生活，初无染习，遂亦不识朝廷政治体制。又未经文学诗书之陶冶，设施无所主张，而遽握政权，急切间惟有一仍秦旧，粗定规模。”(《秦汉史》)其分析可谓至纤至诚。这样，秦代各项典章制度得以保存下来，对以后历代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次，由于汉廷君臣都生长于民间，具有朴实的本色和平民化的精神，再加上他们都亲眼目睹了秦的暴政并经历秦末战火的洗礼，因此政权建立之初，他们较能接近社会下层，对农民的压榨、剥削有一定程度的减轻，对劳动人民实行有限度的妥协和让步。汉高祖刘邦在这方面做得较好。刘邦出身相对贫寒，当政前的时光是在民间度过的，因此，他能体察民情，了解民间疾苦。同时，他又是秦末农民起义的直接参与者与领导者，亲眼看到了农民起义军摧枯拉朽的伟大力量，这使他对农民起义心有余悸，对秦王朝的灭亡铭记于心，力图从各个方面总结经验教训，以资借鉴。他当政后，悉去秦的各种苛法，采取安抚的办法，稳定整个社会，“无为而治”被确立为新的治国方略，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如下令士兵复员回乡，免除若干年徭役，释放奴婢，调整秦王朝的高税政策，减轻赋税等。有其君即有其将相。汉初官僚阶层多崛起草野，粗朴之风未脱，谨厚之气尚在，因此作风较宽仁，崇尚恭俭无为。萧何以丞相之尊，置办田宅时，仅挑选穷僻之处，经营宅第，也不大兴土木，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史记》卷五十三)“斯则汉祖之大度，萧相之恭谨，所由以创开国弘远之模也。”(《秦汉史》)汉承秦而不类秦，“汉初之规模法度，虽全袭秦制，而政令施行之疏密缓急，则是若处于相反之两极焉。其一动一静，一宽一密之间，秦政乃战国紧张局面之掉尾，而汉治则为以后元气恢复之开端。此中分界，并不在法规制度之相袭，而惟在心情意态之有异也。”(《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