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价归农”还是“涨价归公”.docVIP

“涨价归农”还是“涨价归公”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指出：国家征收土地，“应当给予合理补偿”。如何进行补偿，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政策问题，其核心是是否公平合理。 　　 　　实行“涨价归农”对广大农民会产生什么效果 　　 　　当人们发现农民收入低、提高慢时，一些学者认定其基本原因之一是补偿标准太低，甚至认为是对农民进行了剥削。有人估算，“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国家）从农民那里拿走6000到8000亿元；而改革后20多年中，通过农地征用从农民那里集中的资金超过2万亿元。”另有人估算，“25年的工业化、城市化，国家和城市工商业从农村集体土地低价格中转移和积累了9万多亿资产。”这意味着，征地价格不当对于广大农民的危害，大大高于工农产品剪刀差。 　　据此，一些学者认为，“农地转非”之后的土地自然增值，应当完全归农民所有。笔者将此种观点概括为“涨价归农”。在这里首先辨析“涨价归农”究竟是否会普遍提高农民的收入，提高农业生产力。从表面上来看，如果把上文提到的9万亿元平均分配给9亿农民，则在25年中每人总共可得1万元，的确很可观。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国家征地主要是扩大城市、兴建开发区、开辟交通干线等等，而被征地的农民仅占全体农民的一小部分，因此，无论是按照什么标准、什么办法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都与广大农民群众的收入、生产、生活，并不发生任何关系，尤其是极少涉及“老、少、边、穷”地区的农民。而工农产品剪刀差，则几乎同每一个农民都发生关系。由此看来，一些学者的上述论断，是以偏概全而并非实事求是。 　　 　　“土地开发权补偿”论的本质是什么 　　 　　关于“涨价归农”的基本理论观点是“土地非农开发权补偿”论。这是从产权的角度来论述的主张，认为农民所拥有的土地产权应当是完整的――除了一般地拥有农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项权利之外，还应当特别提到拥有“土地非农开发权”。农地无论以何种方式转变为非农用地，原所有者都应当获得“土地非农开发权价格”即“非农地价格”，只有这样才算“产权完整”。关于“涨价归农”的另一种理论观点是“农地资源价值补偿”论。此种观点认为，农地具有直接使用价值（如种植作物、修路建房等）、间接使用价值（如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等）、选择价值（即未来使用价值）、存在价值（即特定的自然资源的保留价值）等，并认为农地所有者应当获得反映土地直接使用价值和选择价值的地价。其中的“选择价值”的货币化便相当于“土地非农开发权价格”，所以，这种观点在本质上与“农地开发权补偿论”相同。 　　 　　怎样理解 “农地转非”的“涨价归公 ”论 　　 　　众所周知，农地变为非农地，其价格立即成倍、成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地上涨。如果国家通过非农地按市场市价收购农地，或者完全按照非农地价格补偿农地所有者，便意味着“涨价归农”；如果国家仅按农地价格补偿失地农民，再加上安置性补偿费，仍然明显低于非农地市场价格，便意味着“涨价归公”（或“涨价基本归公”）。 　　土地农转非之后的自然增值――辐射性增值，完全来源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从而，体现此种增值的地价增长，从原则上来说，应当归社会所有而不应当归原农地所有者所有，也不应当归农转非之后的土地使用者所有，否则，皆有失于公平合理。正如台湾资深土地经济学家林英彦教授所指出的“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说，土地被征收，当然是补偿越多越受欢迎哩”。但是，“目前之土地市价，除了土地所有人申报应归其个人所有的地价以外，尚包含庞大的自然增值额，这是应当属于社会全体的。所以，如果按照市价补偿，那无异于将自然增值部分也视为个人财产给予补偿，其不合理之情形至为明显。”此语可谓简明而中肯，胜于长篇大论！ 　　如果从产权的角度进行考察，则凡是来源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土地自然增值，其产权也自然而然地应当归属于全社会，此理确实也并无高深莫测之处。 　　简言之，使来源于社会的土地增值回归于社会，是理所当然的，根本谈不上对于农民的剥削。如果说，补偿的量不足，那么，实事求是地加以增加就是了，也并非由剥削转为不剥削。 　　除了“涨价归公”之外，还有与之相关或相似的观点。例如，“土地增值部分归公论”，其核心是，农转非后的土地增值，“部分是在经济社会进步条件下产生的，应‘涨价归公’……；部分也是农地本身的价值所实现的，应当部分归农民所有，但也被剥夺了。”这种观点部分地承认了“涨价归公”的正确性。还有“土地增值多元分配论”强调，如果土地增值全部归农，“会因地价的地区差异而带来征地补偿新的不公平。”从而应当“在土地征收后的收益与补偿支付的巨大利益空间中，……重新调整政府、开发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农民的利益分配关系，并将利益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倾斜”。这种观点的精神实质是土地增值的合理分配，并且强调要照顾农民和农村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