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边城》爱情悲剧的必然性.docVIP

论《边城》爱情悲剧的必然性 　　摘 要：本文从三个方面来阐述《边城》爱情悲剧形成的必然性，首先是分析《边城》中主要人物性格对造成爱情悲剧的具体作用；其次，阐述湘西在现代文明入侵之后，利益、权势等社会环境因素对翠翠的爱情形成不可忽视的阻碍作用；最后从沈从文的创作意图角度，深入思考爱情悲剧的必然性及其深层意义。 　　关键词：边城；悲剧；性格；文明侵蚀；写作意图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1 　　《边城》的爱情悲剧似乎具有宿命性质。翠翠母亲同一个茶峒军人相恋后，一个不愿违背惊人的责任，一个不舍离开孤独的父亲，最终母亲与军人无法结合，造成爱情悲剧。而翠翠也没能摆脱母亲的不幸命运，她的爱情同样以悲剧结尾，尽管看似唯美动人，然而却有其必然性。不管从《边城》中翠翠、老船夫以及大老、二老和顺顺等人物的性格和人物关系来看，还是从小说中湘西受现代文明侵蚀的社会背景看，还是从沈从文“乡下人”理想的追寻和对自然古朴湘西文明的坚守看，《边城》爱情悲剧的确有其必然性。 　　一、人物性格 　　翠翠善良淳朴，洋溢着对生命的热情，充满着大自然的灵性，然而对于爱情，她却矜持被动、懵懂娇羞，没有强烈追求的欲望和行动。相较于大老直白的提亲、二老竹雀般的歌唱，翠翠对于自己爱情的追求与表达太过被动，只依存于小女孩娇羞的情绪来表达。当开始触碰爱情时，充满大自然灵性的翠翠却变得腼腆娴静，深思遐想，情感更加向内发展。翠翠尽管爱着二老，但却不直接说出来，只会“为了某一件只属于自己的事，沉默了一个晚上”[1]；明明在想女儿家心事，被问起时，她却常常顾左右而言它。翠翠对爱情的追求完全出于本能，这也使得她与二老之间的爱情朦胧与脆弱，最后酿成了爱情悲剧。 　　老船夫是个穷苦的摆渡人，年逾古稀，早已历经人世沧桑，而早年的丧女之痛在老船夫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翠翠是苦命的女儿的托付，是老船夫残余人生最大的希望。他竭力不要让翠翠走上母亲的老路，要为她安排一个好的归宿，这种对翠翠婚事的担忧和临近死亡恐惧使老船夫变得“老而好事”，也加深了他与船总父子之间的误会与矛盾，也使翠翠的爱情变得更加曲折。船总顺顺虽性情豪爽，可不愿意间接将大儿子弄死的女孩子来作二儿子的媳妇，更因为对老船夫的过度关心有所误会，将家庭近事都归咎于老船夫。当爱与恨、情与仇交织在一起时，船总父子不自觉地充当了这一出唯美悲剧的制造者，这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翠翠的爱情悲剧的必然性。 　　船总家的大老、二老两兄弟都喜欢翠翠，但在遇挫时都选择了逃避。大老走了车路，请了媒人上门提亲；二老走马路，在夜里为翠翠唱动人的歌。而老船夫把唱歌的人张冠李戴了，夸赞大老“走马路，你有分的”，这深深刺激了自知走马路不是二老对手的大老，大老选择逃避。想要忘记这一切的大老却在茨滩出了事，再也没机会回来。逃避间接使大老失去了生命，同样为翠翠的爱情加上了一把沉重的枷锁。失去了哥哥的二老，对着老船夫那“涎皮的老脸”，气恼“老家伙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二老未能再前进一步，最后也选择了逃避，离开茶峒下了桃源。二老的离开也使爱情悲剧成为现实。 　　二、现代文明的侵蚀 　　现代文明对湘西古老文明的侵蚀也是阻碍翠翠爱情的重要因素之一。《边城》描绘出一幅恬静幽美的湘西风土人情画卷，不仅有灵动幽雅的山光水色，还有淳厚朴实的人情世态、健美古朴的风俗习惯，这是沈从文竭力塑造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湘西世界，是他营造的理想的生命形式。但同时他也清醒地意识到了现代世界对湘西的喧扰和威胁，现实性因素对未经金钱权势污染的民风造成强烈冲击，使湘西农村所保有正直朴素的人情美、人性美正在慢慢地消失，代替而来的是现代社会产生的一种唯利是图的庸俗人生观。 　　在大老、二老的爱情中，求爱方式不仅有传统的马路，还有现代的车路。大老选择了车路，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上门提亲为求爱方式；而二老选择了马路，以湘西传统的求爱方式唱山歌赢得女孩的心。马路与车路的对立是故事发展的推动力。大老的车路遭拒，直接导致了大老的逃避出走，而下河后的不幸出事则是翠翠与二老爱情悲剧的直接原因，并最终形成了悲剧的连锁反应。 　　在翠翠与二老的爱情中，金钱、权势等现实因素更加赤裸裸地横霸在当中。以碾坊作嫁妆的团总女儿的介入，使二老对婚姻的选择直接表现为“渡船”与“碾坊”的对立。碾坊作为金钱的物化形式，对立于贫穷的“渡船”，使翠翠、二老的爱情背后潜伏一股汹涌的暗流。爱情作为纯美人性的象征，正悄悄演变成一种赤裸裸的可怕的金钱交易。“他又不是傻小二，不要碾坊，要渡船吗”，乡民们关于二老是选择翠翠还是团总女儿，是选择渡船还是碾坊的争论都以利益为衡量标准。爷爷与翠翠感受到了这些力量的可怕，爷爷内心产生更多担忧，翠翠“小小心腔中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