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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早期民族学家在川南叙永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 　　[摘要]20世纪40年代，我国一批著名民族学家先后前往四川南部叙永苗族地区开展田野调查，相关的研究工作一直持续近半个世纪，研究内容涉及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历史学等领域。从我国民族学发展的历程来看，对同一社区内同一民族支系的研究持续达七十多年的情形实不多见。本文对老一辈民族学家对川南叙永苗族的田野调查方法和研究成果及其价值进行了回顾和评述，旨在为青年学者提供借鉴。 　　[关键词]芮逸夫；胡庆均；葛维汉；川南叙永苗族；田野调查 　　[作者]刘芳，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教授，法学博士。昆明，650221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4－0080－006 　　 　　中国四川南部叙永地区的苗族由于经济地理、历史际遇和文化特色等因素，加之研究者视域的遴选，在20世纪40年代，我国许多著名民族学家曾到这里开展过田野调查，此后的研究工作一直持续近半个世纪，研究的内容涉及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个领域。田野调查及其研究成果发表的时间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学界一直仍然关注该区域和族群，其研究也不断深化和扩大。 　　 　　一 　　 　　历史上，四川的区位较为特殊，除了过去的西康省大部分地区是解放后合并进四川省外，在其传统的省域内的东部(重庆没有成为直辖市以前)是主要和湖北、湖南两省的苗族地区连接在一起，历史上称为“苗疆”地区；西部毗邻康藏(藏、羌两族)地区，西南部则是与云南省连接在一起的大小凉山彝族地区；而南部与云、贵两省交界的民族散杂(苗族、彝族、布依族等民族)区。因此，它应该是一个以成都、重庆等大城市为主要坐标的发达内地与周边多民族大散小聚的欠发达边地共同构成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省域。在20世纪四十年代初，由于抗日战争失利，大批的学术机构及学者迁至四川躲避战乱，并选择在叙永开展民族学的调查。 　　古人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长期以来，金沙江是四川和沿海城市保持密切商业联系的重要水道，金沙江上游的水运最大中转站是宜宾，宜宾成为重要的西南腹地河港。如果要继续往西南方向的云、贵腹地，就要在泸州南折经过叙永县出川。叙永县位于四川盆地南缘，云贵高原北端，地处川、滇、黔三省结合部，长江上游与赤水河中、上游之间。因此，叙永县城在历史上曾经是长江航运辐射云、贵、川、赣等省市的重要陆地中继站之一。有“川南门户”的美誉。老县城过去是富贾贤士南来北往、国粹民俗兼容并蓄的古镇，被称为“鸡鸣三省”之地，至今也还散发着悠古的气息。由于二十世纪50年代后全国的经济地理格局发生调整，以及环保和气候异常等因素，致使河水断流，叙永县城才逐渐变成今天交通上的死角。其实，60年前的叙永县城虽然深处西南内地，但并不是一个信息闭塞和孤寞的边陲小城。 　　叙永县境充分体现了我国西部复杂的地形地貌。首先，自然地理上，它正处于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县域内地势落差极大，从地势最低的县城到直线距离50公里左右的南部山地，海拔落差可以达到近1600米。垂直气候和垂直植被明显，县城之外绝大多数地方山形陡峭、沟壑纵横，交通极为不便；其次，人文地理上，这里自古就是夜郎古国域内、罗氏鬼国所辖、水西土司盘地，古代族群成分复杂，现在也还有苗族(支系繁多)、彝族、回族、布依族和自称为“弈人”的人群分布…… 　　1940年，我国抗日战争还处于前期溃退阶段。东北、华北、东部沿海一线失守，云南、广西告急，国民政府被迫内迁四川、重庆等地，大批的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也迁到四川，1940年8月西南联大在叙永县设立分校，几乎同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也迁到南溪县李庄。我们设想；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按照二十世纪初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勃兴和发展，民族学作为其中的显学之一，一定会得到极大的发展空间，会有不少研究成果出世，川南苗族的研究迟早也会在其列。但事实是由于日本的侵华战争，使中国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也使得我国的学术研究受到极大的影响，包括民族学研究在内的许多学术研究被迫中止。因此，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1942年－1943年间我国早期民族学家能够在叙永开展苗族研究，其必然之中就带有更多的偶然性因素，这就是本文所表述的历史际遇。 　　 　　二 　　 　　根据芮逸夫先生在他和管东贵先生合著的《川南鸦雀苗的婚丧礼俗?资料之部》中的“自序”中说：1940年夏，“日军登陆越南，威胁滇、桂”，因此，迁入两省的学校和学术机构再度内迁至川南。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从昆明迁到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而与当时一同迁来的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合并一处”。我们说，军人报效国家的方式是浴血抗战，而部分学者认为对国家的报偿之一就是继续他们的学术研究工作。于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