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 那个文，是一定会在的.docVIP

李敬泽 那个文，是一定会在的 　　你跟我说小说要完蛋，那等着吧，戏剧会完蛋，等着吧，但是我相信就是那个根本的东西它也许不叫小说，也许不叫戏剧，也许不叫什么，就是那个文，是一定会在的。 　　李敬泽更为人所知的身份不是作家，而是著名评论家、“国刊”《人民文学》编辑，素有“青年作家教父”之称，坊间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文学青年进京三件事―登长城、吃烤鸭、见敬泽。李敬泽自称上班族，他现在的单位是中国作家协会，他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5年前从《人民文学》主编的位置卸任到了这里。采访中，李敬泽叼着烟斗，说话慢条斯理，有种从容。 　　这也是他的写作状态。53岁的他开玩笑称自己为“一个自我认识很慢的新锐作家”。三十来岁的时候开始写作，先只是有一搭无一搭地，然后“写着写着吧，别人说写得好，这一弄二弄，写得越来越多”，批评家的名头就是这么无意中来的。写着写着，写作也才“在生命中它成了个事”。再写着写着，才开始涉及自我要求，“觉得说我要写好。”他的人生也有种从容，“真是没有急吼吼过，”“就是没觉得说这个事我得着了就怎么样，这个事如果得不着我就要啥。”1984年从北大毕业的时候，他面临两个选择―总后勤部和《小说选刊》，选择后者只是因为总后勤部要出早操，“不让睡觉，我觉得很成问题。” 　　写作对他重要，但只是“生活的重要内容中的两三个、三四个中的一个”，“当然是特别珍贵的一个”―他紧接着补充。他对写作的态度是“文人式的”。对一个文人来说，写作不是专业化的职业选择，它是“一般生活中理所应当会有的那么一部分内容”。与朋友吃个饭，要写个诗；写个公文，那叫《出师表》―都是要收进文集里的。“它就是他的整个生活状态，自然也和他整个生活状态、生命状态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东西。”李敬泽说，这也是写作和他的关系。 　　李敬泽新出了一本书，叫《青鸟故事集》，讲历史上的中国人如何面对“外来者”，如何处理各种“异质”的文化经验。文体不便归类，反正不好说它是小说、散文、诗歌、历史考据中的任何一种。书里充满了冷僻的历史细节，也有作者由此生发的超链接式想象和思考。在他的办公室里，他与我们聊了他文人趣味的写作、阅读、人生，以及这个时代的人们时常忧虑的文学的未来。以下为李敬泽口述。 　　我可能更像个文人 　　作为一个长期上班族，我是比较主张（上班）。我也有朋友说嫁了个人，想当全职太太，我就劝她，我说你可不要真当全职太太，因为你会发现人有时候是很脆弱的，他需要一个外在的框架帮助你建立生活的秩序。别人都是说我要写东西，我必须得请假，必须得有很长的时间，我说我要是有长假让我写东西就写不成了，我一定得上班，然后在办公室里抓空或者是晚上回去抓空，这样才能写出来。这东西很难讲，它是心理上的，就是说你办公室里把门一关，没人打扰，我就写，可以很快地进入状态。在家，你比如说是六天长假，早上起来喝会儿茶，晃一会儿，这儿拿一本书看看，拿着这个手机看会儿朋友圈、看会儿微博，一下又快吃中午饭了，就是它紧张不起来。你上个班，你就必须得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做饭，你要是在家待着，很容易就是说，哎呀，就不做饭了，我就多睡一会儿，很快你发现生活就没有秩序可言了。没有秩序不要紧，关键是造成你的整个精气神都提不起来。 　　对我来说写作还是个安身立命的事情，但是我也不认为写作是我生活的全部内容，它也许是生活的重要内容中的两三个、三四个中的一个，当然是特别珍贵的一个。前一阵子我还开玩笑说，我说我是一个自我认识很慢的新锐作家（笑）。就是也许有的人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说，啊，我要什么。基本上是90年代下半段，那个时候你想那也都三十多了，这个时候才开始觉得说写作这事，在生命中它成了个事。然后渐渐地，甚至是很晚进，比如到了这七八年、十来年，你才会觉得说我要写好。我上大学的时候，当然那时候我肯定是喜欢文学的，但是我是没想着说我要成为一个作家，乃至于什么批评家。80年代文学的风气非常浓厚，同班全是文学青年，写诗，结社，我基本上没参加过这个。 　　我也不觉得是有了很明确的志向说我在做批评，对我来说它都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写作生涯的一部分。因为你当编辑嘛，当着当着人家就会有各种（约稿），这种东西只要你写一回，就有人说哎呀，写得好，再来一回（笑），这回数越来越多，渐渐不知道怎么着你就变成批评家了。我可能更像个文人。什么叫文人呢？就一个古代文人的一般生涯来说，第一，写东西这件事是他的一般生活中理所应当会有的那么一部分内容，他并不以为这个事是一个多大的事，多大的选择。第二，在这个写作过程中，他会面临一个很宽泛的、很生活化的这么一个场域。他吃个饭，跟人要写个诗；吃高兴了要应酬，给人提起笔来写，那叫尺牍，那是写封信；写个公文那叫《出师表》是吧（笑），那也要收进文集里去的。我是比较珍惜个人之间的那样的一种肯定。他们的肯定，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