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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贫困乡村公共服务困境与出路探索 　　作者简介：兰敏（1987―），女，汉，四川南充，硕士研究生，四川省社科院，基层治理 中国西部贫困地区乡村公路建设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在西部交通大发展进程中，乡村公路建设成了一个巨大的短板。 我们在四川省南充市某乡某村考察了该村一条公路的修建过程，从这个典型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西部贫困乡村公共服务的困境，特别是需要村民集资参与的公共服务，更加难以实施。该村1998年开始筹备修建一条乡村公路，这条村级公路的修建将极大改善该村与外界的联系。该条公路由乡际公路接入，全长约5公里。1998年至2001年，该村3、4、5组完成公路的部分土坯阶段；2002至2007年的全面停滞阶段；2008年至2011年，该公路路基土坯完成。 按照当地规定，乡村公路的经费通过如下方式筹集：路基阶段的经费由当地受益群众自筹。富裕的村庄，由村里的集体积累财富承担。贫困村庄，村里没有任何积累，则由全村村民集资；路基形成以后，镇政府拨付硬化路面的经费约为所需总经费的三分之二，政府拨款到位后，村民再集体均摊剩余的约三分之一资金，才能最终完成公路的修建。该村无任何形式的私有或集体所有的规模经济体。村民收入来源主要为外出打工、务农和副业收入。 作为一个典型的乡村公共事务――修路的基本要件：足够的村民修路热情、村委会对公共事务的良好管理、必要的资金、必要的政策支持、必要的劳务、少量的占用土地等。在筹备和建设过程中，其中任何一个方面要件的缺乏都可能会给公路的修建带来巨大的阻力，导致施工进程缓慢甚至停滞。 该条公路的修建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8年至2001年，公路动工修筑，路基建设不平衡推进 1998年，响应当时乡镇府的号召（2006该乡撤乡并镇），该村开始筹备公路的修建。3组、4组、5组从1998年同时动工，这段路全长2.2公里，地势较为平坦。这三个村民小组距离接入的公路最近。当时该村外出务工人员普遍较少，有足够的劳动力。此外，当时的乡政府对修路所占土地都相应的减少了农税提留，补偿了少量青苗费，村民修路热情很高。乡政府还出资支持了该段公路6、7个涵洞的修筑，每个500元。从1998年开始，经过了3年时间，3、4、5组的村民自己承担劳务，完成了这段2.2公里公路的路基阶段。 而该村1、2组，并未和3、4、5组一起从1998年开始修路。与3、4、5组路段相比，1、2组路段小坡较多，且路线比较长，约2.8公里，完全靠人工完成路基，所需劳力较大，修筑也相对困难；1、2组离镇最近，从镇上的公路直接接入1、2组本来也是备选方案之一，但由于这一方案公路经过的水田较多，施工难度更大；加之，1、2小组内部村民关系有点紧张，长期以来，难以形成集体意识，对于出钱、出力等很敏感，修路意愿不如3、4、5组强烈。就修路出资出力问题，1、2组召开了多次村民会议，但各方意见难以统一。甚至当时村委会主任就是1组的村民，也缺乏统一村民意愿的权威。 于是，在同样的政策环境，经济收入、劳动力状况相近的情况下，3、4、5组路段的土坯路基历经3年终于完成，但1、2组路段的修路计划却不了了之。 第二阶段：2002年至2007年，公路修建全面停工 从2001年开始，该村外出务工者增多，农村劳动力越来越缺乏。2004年取消农业税，实行粮食直接补贴后，没有税费压力，不耕种也能领到政府的粮食直补，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的空心化。该村共600多人，其中有大约一半的人外出务工，平均每户至少有一人在外，年龄多在14至60岁之间，另全村有四五十户村民全家外出。农村已不再是这些农民的生活重心之所在。2006年该村所在的乡，撤乡并镇，没有了乡政府的支持，镇政府对该村的支持较少。该村1、2小组的修路计划更加难以实现了。 这一阶段，不仅1、2组路段仍然没有动工，且3、4、5组路段的土坯路基，也没有进一步硬化。整个公路修建处于完全停滞阶段。 第三阶段：2008年至2011年，公路重新启动，土坯路基完成 这一期间，城市里房价高企，物价不断上涨，农民工在子女教育、就业等方面得不到与城里人相同的待遇，再加上金融危机的冲击，失业日益严重。这些问题带给竞争力偏低的外出农民工巨大的不安定感。另一方面，政府对新农村建设给予越来越多的政策扶持，城乡差异逐步缩小。第一代外出打工的农民进入中年乃至中年后期阶段，农民中根深蒂固的落叶归根观念；一些打工多年的农民有了一定的积蓄，有相当部分的农民有了回归农村的意愿。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该村一些外出务工人员愿意回归乡村，他们在外务工接触了很多新事物，社会化水平更高，这些乡村中的“新人”意识到修路对该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一些返乡的村民陆续在老宅基地翻建楼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