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戴某某故意伤害案谈罪名适用判断方法.doc

从戴某某故意伤害案谈罪名适用判断方法 　　[典型案例]被害人张某某（殁年6岁）系被告人戴某某的亲生女儿，因被害人出生后长期跟随祖父母在老家生活，故戴某某与被害人的感情淡漠。后戴某某又生育一女，并将二女儿带在身边抚养。2007年3月左右，因祖母患病无法再照顾张某某，遂被其父母接至北京共同生活，暂住于S区某出租房内。至案发时止的数月间，被告人戴某某经常由于各种原因对被害人张某某进行打骂（戴某某的丈夫张某证实，戴某某有扇张某某耳光的行为，但是没有发现张某某有明显外伤；戴某某供述承认有打骂张某某的行为，但是辩称张某某身上的伤主要是被害人自己造成的；证人李某某证实在案发前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戴某某几乎天天对张某某进行打骂，而且下手很狠；戴某某之兄、嫂证实经常在被害人身上发现伤痕，并对外伤成因提出过疑问），致使其体表、体内留有多处外伤所致陈旧伤。同年10月10日23时许，被告人戴某某在其暂住地，在被害人张某某感到腹痛的情况下，再次强迫被害人在仅铺有塑料地垫的地上做仰卧起坐，并用双手拉住被害人的双手用力前后推拉，且在听到被害人头部沉重撞击地面的声音后，仍然继续负气用力推拉被害人七、八次，致使被害人头部多次沉重撞击地面，后陷入昏迷状态，经抢救无效于同年10月12日死亡。经鉴定，被害人张某某当日所受伤为颞部及枕部头皮下片状出血，符合钝性外力多次作用形成，并致左侧硬膜下出血；蛛网膜下腔广泛薄膜出血，脑组织水肿，小脑扁桃体疝形成。顶部及双侧大脑半球间可见大量凝血块；双侧额极及左侧颞极少量脑沟积血；左侧颞顶极小片状脑组织挫伤。死因鉴定结论为钝性外力多次作用头部致闭合性颅脑损伤死亡。戴某某于同年10月11日被民警抓获。 本文拟结合上述案例，对审查起诉过程中罪名确定的步骤和方法进行探讨。 一、审查起诉过程中罪名适用判断方法 每一个公诉案件的办理过程，概括地讲，都是公诉人在审查案件事实、证据基础之上，基于一定的法律思维，通过比对、筛选现有法律规定，继而选择适用某一具体法律条款，并对案件提出正确处理意见的过程。其中，能否正确运用法律思维来引导案件的审查，直接关系到案件办理的最终效果和质量。根据陈瑞华教授的观点，“法律思维”包含了一套十分复杂的概念体系、价值体系、逻辑推理方式，也蕴含了一系列涉及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分配体系。[1]而“逻辑推理方式”，即具体的思维方法的选用将直接影响到最终案件处理意见的质量和案件的整体办理质量。因此，每一名公诉人都应当充分重视法律思维，尤其是正确思维方法的养成，将每一次案件的办理过程视为思维训练的宝贵机会，并通过不断的训练积累办案经验，完成“司法直觉”的养成过程。 （一）关于审查起诉过程中的判断问题 笔者认为，思维方法在审查起诉工作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公诉人所进行的三个层级的主观判断： 一是证据判断，即对案件证据的确实性、充分性所进行的判断，其核心在于审查、核实证据是否符合“证据三性”要求。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分别通过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来完成。前者重点审查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问题，即通过承办人积极开展非法证据排除审查、证据复核和自行补充侦查等方式将非法证据和虚假证据排斥在刑事诉讼活动之外。后者重点审查证据的“关联性”和“充分性”问题，以确定合法、客观的在案证据是否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 二是案件事实判断，即在证据判断的基础上对移送审查起诉的事实和情节是否客观存在、是否可以排除合理怀疑所进行的判断。 三是法律适用判断，即对与案件处理有关的具体实体法规范的选择和适用所进行的判断。其中，根据具体对象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罪名适用判断和量刑情节判断。 上述三个层级的主观判断，作为公诉人在案件审查起诉过程中的重要思维活动，环环相扣，并有一定的逻辑递进关系。其中“证据判断”为“案件事实判断”的前提和基础，而“证据判断”和“案件事实判断”又共同构成了“法律适用判断”的前提和基础。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围绕法律适用判断中的罪名适用判断展开讨论，对于其它内容恕难一一展开。 （二）法律适用中罪名适用判断方法 司法实践中，公诉人在进行罪名适用判断时往往会采取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一种是直线性思维方式，即将一个认定的案件事实与认为符合的某一个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单一的符合性判断；另一种是发散性思维方式，即将一个认定的案件事实与若干个认为有“符合可能性”的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多向的符合性判断。 就直线性思维方式而言，其优点在于思维过程直接、指向性明确，便于操作。通过复查承办人的案件审查报告可以发现，多数承办人乐于采用此种思维方式。但其所具有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由于指向单一、判断结果单一，可能会削弱承办人对相似罪名的关注，进而影响到罪名和罪数确定的准确性和周延性。同时，司法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