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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写理论视角评析文学翻译中有意误译现象 　　作者简介：温佩佩，性别：女，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摘 要：本文将从勒弗维尔改写理论的视角，以小说Gone with the wind’的中文译本《飘》和小说《骆驼祥子》的英译本Rickshaw Boy’为例，从意识形态和诗学两方面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有意误译现象。 关键词：改写理论；意识形态；诗学《飘》《骆驼祥子》 一、引言 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各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信息交流的幅度和广度日益扩大。作为国际交流的前提，翻译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如果我们认真考察每个时期的翻译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的翻译，不难发现原文与译文有些信息的不对等或者说译文没有真正传达原作的意义现象，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译者无意误译，即由于译者语言能力有限而出现的错译现象；另一种就是译者的有意误译，即译者出于某种原因而有意对原文做些改动甚至向目的语读者传达与原文完全相反的意义。前者是出于个人原因，对其讨论没有太大意义。而有意误译才是我们探讨的重点。本文将以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为理论依据对文学翻译中译者的有意误译进行探讨。 二、改写理论 安德烈，而诗学则是译者进行创作时所处的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译者经常不由自主地对原作进行适当的调整，使之符合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对勒弗维尔而言，最重要的考虑出于意识形态，此处的意识形态指的是译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可以是译者本身认同的，也可以是赞助人强加于译者的意识形态。（Lefevere，1992：41）诗学方面的考虑指的是目的语文化的主流诗学，这一切都决定了翻译的策略和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 意识形态即“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它反映特定经济形态、特定阶段或社会集团利益和要求的观念体系。而诗学即文学系统应该是什么样的。它反映了特定时期的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人物、情节等文学要素同时也反映了在文学在社会中的作用。当源语文化的意识形态及诗学观念与目的语文化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相冲突时，译者就需要对源语文本做些改动，使之更符合目的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读者期待，这些改动包括用词的选择，句子的改写、删减甚至增补。无论是从外国译介到中国的文学作品还是中国译介到国外的作品都能说明这一点。 三、诗学、意识形态操控下的改写 小说Gone with the Wind’1941年由傅东华先生翻译到中国，译名为《飘》，二十世纪的中国正出于抗日战争时期，内忧外患，日本烧杀抢掠的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而Gone with the Wind’这部小说是反映美国南北战争的，而且女主人公Scarlett面对困难时乐观向上的精神给同样深处抗日战争的人们带来了慰藉和鼓舞，让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这符合当时中国整体战争意识形态的需要。但当时的中国大部分都在日本人的掌控之下，任何文学作品只要稍有反抗日本的都将被封杀，而这些作品的作者也将受到严厉的处罚甚至被杀害。在这么严峻的形式下，傅东华先生选择了以爱情为主线对原作进行翻译，删除了大段对战争的描写，弱化了战争的主题，这也说明了翻译受到了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操控。同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中国的文学翻译界主张归化的翻译策略，《飘》受到当时诗学观的影响自然也受到归化翻译策略的影响，比如在中文译本中几个主人公的名字，女主人公Scarlett Hara’，傅东华将其译为“郝思嘉”，男主人公Red Butler’ 译为“白瑞德”，Ashley Wilkes 译为“卫希礼”，Melanie Hamilton’译为“韩媚兰”，这些人名都是典型的中国人名。（占艺风，2012）当读者阅读作品是就感觉是在读中国的小说一样。 这种改写现象同样出现在中国译介到外国的文学作品当中。老舍的名著《骆驼祥子》于1945年被美国译者伊万金翻译并出版。该译本对原著有太多的“不信”而备受争议。伊万Richshaw Boy是《骆驼祥子》的第一个英译本，也是当时的美国为数不多的华语译作。出版不久就受到当时美国民众的欢迎，Rickshaw Boy竟连排出版书目系列数次，老舍因此获得“美国最受欢迎的华人作家”美誉。然而伊万金译本对原著内容上的误译和情节上的删减却遭到老舍本人的强烈谴责。伊万金不仅把《骆驼祥子》改成了大团圆的结局，还增加了很多有关性的细节描写。伊万2012）另一方面，许多美国人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朋友，无数家庭支离破碎，他们希望看到是能给他们带来生活希望的圆满结局而不是经历磨难之后的毁灭。因此，为了迎合当时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伊万金大胆将悲剧的结尾改为喜剧结尾。在原著中，对性的描写，老舍只是轻描淡写、一字带过，而在伊的译本中可以看到他对性的大肆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