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柳永词看歌妓在词创作和传播中作用.doc

从柳永词看歌妓在词创作和传播中作用 　　摘 要：柳永在词的题材内容的开拓、词体的丰富、艺术手法的创新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并影响了后世词人。其中，由于柳永的自身遭际（特别是与下层人民尤其是歌妓的交往），描写和反映世俗生活、带有市井气息的“俗词（艳情词）”成为柳永词的一大特色，“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正是对其俗词传播之广的生动概括。本文主要以柳永词为例，谈谈歌妓在词的创作和传播中的作用。 关键词：柳永 词 歌妓 创作 传播 柳永，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为永、改字为耆卿。又称“柳七”。景佑元年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柳永作为宋代第一个专门致力于词的创作的文人，对于宋词的贡献主要在于开拓词的题材内容、开拓词体以及创新艺术手法上，在词的发展史上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柳永与晏殊、欧阳修同时，平生科举不顺，仕途坎坷，常年漂泊江湖，混迹烟花柳巷，“暇日遍游妓馆”（南宋?罗烨《醉翁谈录》），又因生活贫困，常以为教坊乐工、青楼歌妓作词为生。这种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柳永词的创作，后人称“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从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即是对柳永词创作背景和特点的评价。而其中柳永与歌妓的交游更是他词中的一大特色，“一部《乐章集》，赠妓、咏妓、狎妓之词俯拾即是”（《乐章集校注》），可见歌妓对柳永词的影响。 一、宋代的城市生活中的歌妓 词到了宋代，可以说到达了它的兴盛时期。王国维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中称之为“宋之词”。而词之初是为“娱宾遣兴”之用，在宴会上由歌妓演唱，因此，歌妓作为唱词的主体，在词创作之初就与词紧密联系在一起。 歌妓的存在、发展首先得到了统治者的肯定，《宋史?石守信传》载：“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宋初统治者用这种方式来巩固政权、笼络官员，使得歌妓有其发展的政治基础。 再次，无论是宋词还是歌妓，两者都离不开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梦华录》对此有过详细的描写， “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笔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可见当时东京的繁华景象，由此不难想象宋代的城市发展以及城市生活的丰富。据统计，“州府主客户总数超过10万者共有49个，以每户五口计，这些州府总人口都在50万以上。人口在1至10万的城市不少于100个”[1]。而坊市合一的城市格局的逐步建立，又为商业、娱乐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 这一切都促进了宋代都市的繁荣和娱乐业的发展。“平康诸坊……皆群花所聚之地。外此诸处茶肆……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宋?周密《武林旧事》），所描述的便是当时歌馆妓院的盛况。歌妓作为此中的一大支柱，必然是广泛地参与了宋代的城市生活，“茶馆酒肆，时令节日，公筵家宴，官场迎送，文人集会，新酒开沽，设法卖酒，金明池游春，西湖泛舟，钱塘观潮，圣诞庙会，曲巷幽坊，无处不闻此辈婉转歌声，随时可见绰绰倩影。”[2] 宋代的歌妓大致可分为三类，[3]即官妓、家妓和私妓，如图1所示： 其中，由于官妓及一部分家妓所演唱的曲子受到其性质的限制，曲目受限，流传也不广。而私妓和一部分的家妓所唱之曲，尤其是在酒楼、茶肆、歌馆（平康巷陌）的小唱[4]，并且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歌妓的演唱面貌。又因为小唱所面对的听众绝大多数是市民阶层，对于曲的要求并不高，只需语言通俗，内容贴近世俗，面对这样的需求，歌妓们所唱的或是歌咏太平，或是儿女情事，或是闺中场景，大多是较俗较艳的世俗化的曲子。 二、柳永词与歌妓 在上述的那种城市生活中，歌妓对柳永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歌妓对柳永词题材内容的影响 对于柳永来说，仕途的失意，使得他长期流落，而歌楼妓馆则成为了他最常去的一个地方，因此对于歌妓和市民大众的生活、心态较为了解，并且，柳永经常为歌妓作词。可以这么说，柳永的一部分创作是纯粹作来用于歌妓的演唱的。作为这样一种词，其题材内容必须符合大众口味，才有可能被采纳、并被市民接受。 正如刘克庄在《翁应星乐府序》里所说的“长短句当使雪儿、啭春莺辈可歌，方是本色”一样，既然是由歌妓唱，就“不可以气为色”（《跋刘澜乐府》），自要有一种婉转，或哀怨、或欢快，不适合唱磅礴大气的词。因此，柳永将词变“雅”为“俗”，运用通俗化的语言展现世俗生活场景，刻画市民所熟悉、所喜爱、所关注的人事景物，富有市井色彩和生活气息，主要是用或香艳或缠绵或其他适合“浅斟低唱”的句子。主要分为两类： 一种是描写世俗女性的生活和情感的“艳情”词。这类呈现的是市井生活中真实的女子形象，描绘的是“彻底世俗化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