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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网络问政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 　　【摘 要】“网络问政”的兴起标志着我国政府信息化已进入到网络参与型、互助型阶段，政府开始实行电子治理模式。但由于我国“网络问政”尚处于摸索阶段，存在“数字鸿沟”和“问政”机制的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要实现网络问政的稳步前进，不仅需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加强问政理论的研究和相关制度的建设，同时也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理性互动。 【关键词】网络问政；双向沟通；公共事务；资源配置 一、网络问政的定义 最早提出进行信息政治或网络研究的是学者，相关理论来自于阿尔文托夫勒的著作《预测与前提》，他在该书中提到了网络政治参与问题。但对于“网络问政”一词，西方尚未达成统一的认识。我国对于如何定义网络问政，暂时也没有权威的说法。大多数学者都是从传播学或政治学的角度对网络问政进行定义。目前比较统一的说法是：“网络问政是各级政权机关和民众以网络为平台，政治信息传递为内容的双向沟通过程”。 网络问政中的“问”实际上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政府及其公务人员通过网络就公共事务向广大民众征求意见并接受民众的监督。此同时，民众通过网络向政府及其公务员提出问题甚至是质疑。网络问政一般包含了四个要素，分别是：网络问政主体为公民，问政的对象是政府以及公务员，问政的渠道是网络信息平台，问政的过程是实现公民对政府以及公务员的监督和约束。 二、我国网络问政的主要形式与特征 目前，我国网络问政的主要形式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领导型的网络问政；第二类是引导型的网络问政；第三类是压力型的网络问政。三类形式在不同的环境下产生，特征各不相同。 （一）领导型的网络问政 这类网络问政一般由领导推动。政府部门通过设立市长信箱、官员微博等方式，搭建与民众交流的平台，了解民众所需。反响很大的比如广东省市委书记汪洋与网友在线交流，就当前社会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讨论，所以这类问政的影响往往是非常大的，它的优势在于领导通过“问”的方式在线上搜集民意，线下集中精力解决这些民众反映的问题。 但这类网络问政是非制度化的，它的推动完全取决于领导或者官员本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只有当领导或官员本身对网络问政感兴趣比较重视，才有动力去推进这种问政方式。此外，由于受到非机制化因素的制约，有可能因为领导或官员的时间、精力等各方面原因而不能持续稳定的将这种方式推进下去。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这种方式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 （二）引导型的网络问政 这一类问政与领导型网络问政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类主要是由相关政府部门（窗口单位）建设专门的网站或通过专门的网络交流平台加强与社会、民众的互动与交流，见的有“平安北京”等这类由公安部门推出的微博。另外，全国人大针对拆迁条例征求意见专门建立了一个网站征询民众意见等。这类微博和网站平台通常有专人管理和定期维护，它属于制度化的安排，所以操作流程也是相对比较规范的。 但是这类交流平台要求的技术难度较高，在业务上也需要及时整合。最常见的如信访网站，网民反映最普遍的问题即回复慢，工作效率低下，反映的问题得不到及时处理。如果缺乏这种能力会直接影响到民众对政府的印象，从而降低政府公信力。引导型的网络问政虽然属于制度化的安排，但由于受到技术因素的制约，往往不能发挥应有的成效。 （三）压力型的网络问政 这一类问政与前两类问政最大的区别在于，这类问政并非一种直接的“对话”，它产生的情况往往是在重大社会热点问题被曝光后，各类网络媒介进行传播和关注。在这种直接的“对话”中，最显而易见的特点就是容易激化矛盾，原因在于各类意见都可以随意的公开的在网络中传播，非制度化的安排使得各类信息容易被操作从而导致网络围观或信息轰炸等现象。政府在面对此类问题时，往往需要极大的智慧。 三、我国政府网络问政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整体政府的服务理念，部门间交流与合作不足 将整体政府的理念应用到网络问政平台建设中来，实际上是通过不同层级和不同机构间相互协调和团队合作来提供更为完整的公共服务。我国政府目前的网络问政平台建设中，往往缺乏以整体政府服务的意识。最常见的情况是当网民反映的问题不属于网络问政平台的管辖范围之类，这类问题一般会被搁置或处于等待回复状态，直至被移交到相关的部门。这反映了各部门之间在网络问政平台中存在交流和协作不足的问题。 （二）服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的需求 政府网络问政平台工作效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平台工作人员的配备，各级政府也在努力摸索工作人员的最佳配备模式。但这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特别是传统工作模式不再适合新形势下政府网络工作的需求，网络问政平台对于人员的专业化水平要求更高，这需要政府吸纳不同行业的的专业人员，比如专栏的编审人员、采编人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