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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法制建设和政治思想拾遗 　　摘 要 古雅典的政治家梭伦在公元前594年出任雅典城邦的第一任执政官，制定法律、进行改革，史称“梭伦改革”。当下对梭伦改革的研究基本将重点放在废除债务和酷刑、公民的分级及权利义务设置、公民大会与四百人会议的设立等上。本文将着力探讨梭伦在诉讼程序、庭审程序等法制建设上的努力和梭伦的政治思想。 关键词 梭伦 法制建设 政治思想 中图分类号：D920 文献标识码：A 我给了一般人民以恰好足够的权力， 也不使他们失掉尊严，也不给他们太多。 即使那些既有权力而又豪富的人们， 我也设法不使他们受到损害。 我手执一个有力的盾牌，站在两个阶级的前面， 不允许他们任何一方不公平地占着优势。 ――梭伦（前638年 - 前559年），古希腊政治家，立法者，诗人。 古风时代在希腊史中，被认为是古希腊城邦制和民主制的鼎盛时期，而雅典则被当作城邦制与民主制的典范，万世传颂。 罗马不是一天造就的，雅典也不是。没有哪一个国家初建时便拥有完美无缺的制度。推动雅典朝着更加民主、更加平衡、更加公正的方向前进的，是城邦的一次次改革。而由梭伦（Solon）在公元前594年主导的改革，无疑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 杜兰?威尔在他的《世界文明史》中如此评价梭伦改革：“说起来似乎很难使人相信，雅典在这种情形下，能有一个人，既不诉诸暴力，也不做慷慨激昂的演说，而能说服贫富双方达成折中方案，不仅扭转社会的暴乱，也为雅典独立发展的其余时期建立一个新颖而更宽宏的经济秩序。” 但在当代的希腊史研究中，“古风时代的立法与改革并没有受到如此大的关注，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似乎是个传统的问题，而当代的学者更热衷于提出新的问题。” 同时，对梭伦改革的研究基本都将重点放在废除债务和酷刑（除谋杀外）、公民的分级及相应的权利义务设置、公民大会与四百人会议的设立等上。而涉及诉讼程序、庭审程序等法律制度建设方面的内容则被忽略或置于次要的地位上――在我看来，梭伦的这些法律制度建设与其他改革内容至少同等重要，因为制度的建设对后世的影响比一时的举措影响更加深远。另外，梭伦在改革中体现出的思想、智慧、远见，也未得到足够深入的研究。 因此，本文将重点讨论梭伦改革中关于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容及其发展，以及梭伦的政治智慧。 一、法律制度建设 “第三者起诉权”是梭伦提出的一项重要原则。在雅典之前的法律里，当一个人收到侵害时，只有被害者本人及其直系亲属才有权对加害人提起诉讼。而梭伦则赋予雅典所有公民起诉加害人的权利：“如果一个人遭到袭击，受了伤害，任何有这种能力和意愿的人，都有权把罪犯告发，对他提起公诉。” 对于实行这项原则的原因，普鲁塔克总结道：“这样，这位立法者就正确地使同为一个集体成员的公民，习于每人都能关怀和同情他人所受到的损害。” 而梭伦本人显然也对“第三者起诉权”非常满意，他称这时的雅典“其中未曾受害的人也和受害人一样，都尽力惩罚罪犯。”从现在的视角来分析，梭伦制定这一原则，或许是考虑到侵害行为的泛滥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混乱，所以要放宽起诉权的限制以抑制侵害行为。 在这一原则下，诉讼不再仅是当事人之间的私人事务，而是人人都可关心、都可参与进来的公共事务。在我看来，这一原则奠定了现代公诉制度的思想基础：刑事犯罪不仅仅是罪犯与受害人之间的事情，全社会都有权知晓真相、有权要求罪犯得到惩罚，最大程度地避免了犯罪者逃避法律的制裁。 当然，梭伦将“第三者起诉权”用得过于宽泛，将民事纠纷也涵盖了进去。在后来，这一原则后来演化为国家追诉主义，由国家代表全社会公民对较为恶劣和严重的刑事犯罪进行公诉，民事案件则已自诉为主并实行不告不理原则 。 遗憾的是，在当代研究公诉起源的文献里，并未明确将梭伦改革当做“私人诉讼”向“公诉”转变的关键事件，甚至是很跳跃式地表达前者向后者的过渡，如“人类社会早期，国家认为犯罪是对个人的侵犯，本质是私人纠纷，因此采私人控诉原则，不设专门起诉机关，刑事诉讼如民事诉讼一样由当事人推动和进行。但受害人或因力不从心，或着眼赔偿，或时过境迁，对于追诉犯罪并不总是积极主动。当大量犯罪不受惩罚而危及社会秩序时，国家意识到犯罪不仅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更是对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侵害。刑罚权的行使不能完全托付受害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安定社会秩序外，“第三者起诉权”也对城邦民主提供了有力的维护――当所有人都可以对损害城邦利益的人提起诉讼时，给官员们了一个很大的警示作用。 上诉权也是梭伦改革的一项影响深远的内容。“上诉权规定，当事人若对裁决不服，可以向陪审法庭上诉。” 上诉权的意义在雅典与今天大不相同，因为当时，裁决主要是由官员做出的，而陪审法庭的组成人员是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