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经济和民族权利保护.docVIP

民族经济和民族权利保护 　　摘 要：民族权利的保护是我们党和国家历来就最为重视的问题之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在民族地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包括在政策上的倾斜和支持，以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历史传统、地理环境、文化、宗教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与其他地区相比较，还是有着较大的差距，因此，也影响着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和法治进程，同时也直接影响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权利的维护和保障，因此对民族经济与民族权利保障与维护的关系研究，在理论上也就显得十分重要。 关键词：民族地区；民族经济；民族权利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5-0104-02 我们所讲的民族经济主要是讲民族聚居地的物质生活条件问题；其中当然的核心问题是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在某种意义上来看，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主要问题是西部的民族经济发展问题。“我国少数民族大部分居住在西部地区。国家在七五计划中，把整个国土从经济上划分为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三大经济区域，其中西部地区是指大西北、大西南的山区高原地区，包括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内蒙古、广西、西藏等12个省、区、市。在全国总面积中，西部地区面积大约占70%左右，而在西部地区的总面积中，少数民族分布区则又占了80%以上，在全国56个民族中，聚居在西部地区的51个少数民族，其人口总数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86.1%。地区经济发展实质上也就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1]因此，我们分析论证这一问题也主要以西部经济态势，主要以民族地方的态势为依据。 一、民族地区经济整体滞后是民族权利保护不力的根源 中国古代的文人贾谊曾有“仓廪实而知礼节”之语。历史事实表明一个真理，即经济发展是民众懂礼守法最基本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海商法和罗马法复兴的历史背景时曾指出：“在现代各国人民那里，工业和贸易瓦解了封建的共同体形式。因此对他们来说，随着私有制和私法的产生，便开始了一个能够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在中世纪进行广泛的海上贸易第一个阿马尔非也制定了航海法。当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发展了私有制的时候，详细拟定的罗马私法便立即得到了恢复并重新取得威信。”[2]马克思的分析，充分表明经济的发展促使法律与权利地生成，同时也表明了一个真理，即经济发展同时也需要权利的存在，而且权利的合理保护对于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马恩在对于这一问题分析时，精辟地指出由于有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资本家们对资本的安全，尤其是长远的安全，充满了信心，他们才有“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从而“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经济滞后不仅需要进一步地发展生产力，而且更需要权利对经济发展地确认与保护。 西部的经济态势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城镇化从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由于各种原因，民族地区城镇化水平还非常低，1999年城镇化水平只有21.04%，远远低于全国同期30.9%的水平，2000年全国的城镇比率为36.1%，而西北4省区的城镇化率仅28.7%，比东部低17.4个百分点，比全国低7.5个百分点，相当于90年代初全国平均水平，是我国城镇水平最低的区域之一；城市密度是东部的6.47%和全国的21.43%，建制镇密度只有东部的3.38%和全国的10.51%。”[4]总之，“民族地区城市规模小，综合经济实力较弱，发展极不平衡。城镇化的滞后导致生产集聚效应的缺失，严重制约了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4]因此，对民族地区而言，除国家在经济政策方面给予鼓励，在很大程度上要对民族地区从立法上给予相应特别权利规定，并且对已有的权利规定，通过系统制度的设立，以保证权利落到实处，而不至于流于形式。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科斯指出：“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安排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价值。”[5]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决定了国家必须更多注意民族的权利及权利保护状况，我们相信“普遍信念从来就认为，利用法律去扩大经济上的生产能力是最好的社会发展手段或措施。”[5] 二、民族地区的地理环境是民族权利保护的客观基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民族地区有经济滞后与法律权利需求的内在关系，特殊的地理环境本身也是民族地区的特色，但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约也是显而易见的，如“独龙族就居住于我国云南贡山的独龙江两岸之独立山上，仅从县政府所在地到独龙江就要走好几天的路程，而且要翻越海拔3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