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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合大学青年远征军 　　1944年国民政府发动的大规模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是抗战胜利前夕因为军事需要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多年来，史学界围绕运动缘起、政策制定、编制概况、作用意义等，进行过广泛研究。本文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对象，透过这面镜子，展现中国教育界在抗战时期的作为。 动员措施与特点 中国青年远征军是抗战后期组建的一支特殊部队。这支以大学生、中学生为主体，装备现代化武器的军事力量，是在1944年豫湘桂正面战场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势下，在业已开展的青年学生从军运动基础上组建的。 1944年9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发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10月中旬，“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会议”在重庆召开，决定征集10万知识青年组建中国青年远征军，为此成立了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嗣后，随着《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办法》、《专科以上学校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组织办法》、《志愿从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组织规程》等措施出台，有关方面还决定了各省的征集名额，其中云南省2400人（男2100人，女300人）。西南联大的征军名额为100人。 国民政府发起这次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既有战略反攻的考虑，也有应付紧急局势的性质。就西南联大所在的云南而言，1944年已不再是大后方了。豫湘桂战役大溃败以来，昆明街头处处可见湘桂沦陷区疏散的难民，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形势的紧张。在此形势下，这年云南的双十节纪念紧紧围绕动员民众保卫大西南而展开。10月12日《云南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云南“握云贵的极峰，控中印半岛于一环抱”，今已成为国防工业重心，且为“仅存的重要的空军基地之一及中印公路之终点”，强调“谁控制云南，谁即控制西南及中印半岛”。16日，《云南日报》复在社论中强调，云南“今日实已数面受敌”，保卫西南“是当前的一个最迫切的任务”。11月24日，昆明《正义报》社论也重申云南王龙云提醒要吸取广西教训，“不论男女老幼，不分本省人外省人”，人人要“准备作战”、“准备自卫”和“准备牺牲”。 西南联合大学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就在这种紧张气氛中紧锣密鼓地展开了。10月下旬，蒋介石发表《告知识青年从军书》后，西南联大3位常委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即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热烈拥护，积极响应。该电在目前各种有关资料中均未收入，故有必要公布如下： 重庆国民政府主席蒋钧鉴：奉读钧座告青年书，不胜感奋，知识青年从军，增加抗战反攻力量，确立现代建军基础，关系抗战建国前途，万□重要，伯苓等当竭诚鼓励，尽力推动，并已集合全校教授，统筹推动办法。教授同人，切望此举发挥最大效果，曾贡献意见，以备采择。除另即奉陈外，谨肃电闻。 几乎在3位常委致蒋介石电发出的同时，学校于10月30日召开校务会议。会上，梅贻琦介绍了代教授会草拟的从军运动意见书，议决以快邮代电寄出，同时交各报馆发表。10天后，蒋介石为督促成立志愿从军组织委员会，致电梅贻琦，指示该委员会需“克日成立”，由校长兼任主任委员，并要求速将“组织成立情况径行电报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备案”。最高当局的训令，加速了学校从军征集工作的步骤。11月15日西南联大召开的校常务委员会议上，9项报告事项中有4项与从军征集工作直接相关。当时，有2名应征译员的学生离校出走，会议决议以“离职潜逃”之名予以开除，彰显了学校贯彻政府旨意的决心。 西南联大的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宣布成立的，梅贻琦任主任委员，杨石先、施嘉炀任副主任委员，委员有查良钊、郑天挺、姚从吾、陈福田、郑华炽、袁复礼、李继侗、伍启元、宁?、阎振兴、马大猷、陈雪屏，总干事为郑华炽兼。这些人中，梅贻琦是主持学校全面工作的常委，杨石先为理学院院长（南开校长张伯苓不在昆明时，其是代表南开参与西南联大工作的主要成员之一），施嘉炀为工学院院长，查良钊长期担任训导长，郑天挺担任过教务长（北大校长蒋梦麟不在昆明时，由其代表北大参与西南联大工作），郑华炽是物理系主任。鉴于这次从军运动规定由国民党、三青团各负责征集5万人，故该委员会还吸收了三青团西南联大分团干事长、师范学院教育系兼公民训育系主任陈雪屏，以及国民党中央直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区党部书记、历史系教授姚从吾参加。如此庞大阵容，反映了学校对从军运动的高度重视。 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而成的西南联大，在短短的6年历史上已经掀起过3次从军热潮。第一次出现在抗战初期，一些同学投笔从戎，或投身前线，或到敌后参加各种抗战工作；第二次出现于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为协助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大队执行任务，部分外文系同学参加征调，担任英文翻译；第三次是为配合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政府征调一些体格检查合格的男同学，也是充任美军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