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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国学教育和其文化效应机制当代借鉴 　　摘要：西南联大国学教育的典范价值，根源于那个特殊时代的精英教育模式，它主要表现为雄厚的国学师资力量，课程设置上对国学教育的倾斜，传道解惑与学术实践和创作实践的紧密结合等。联大国学教育的文化效应机制，其生成根基是名家因素，亦即国学大师及其学术著作的文化影响力，其生成关键在于国学大师们的多重文化性格。联大国学教育的精英模式及其文化效应机制，对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西南联大；国学教育；文化效应；文化建设；文化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1?0237?06 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环境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养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的研究”[1]。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成为众多学者乐于探讨的热门话题。这些研究，大多以教育学、历史学、文学为视域。在教育学视域中，有关西南联大的学术考察、史海钩沉式的回忆录较多，研究者对该校高等教育的综合成就及其有关原因的总结尤为突出，对学校文学社团和文学活动的研究亦较为透彻。相比之下，西南联大国学教育及其文化效应机制以及二者对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现实意义，依然存在着较大的研究空间。 一、西南联大的国学教育及其精英教育模式 西南联大国学教育，亦即1937年至1946年期间该校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学术及其教育实践，其核心范畴在于学校对古代文学、史学、哲学以及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这种对国学的狭义化界定，事实上与西南联大的学科建制不谋而合。众所周知，西南联大在融汇中西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形成较为合理的学科建制：文学院包括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历史系和哲学心理系，成为展示国学教育的主体院系。除此之外，学校的师范学院内设国文系，其师资力量亦多来源于文学院。如此，以文史哲为代表的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成为西南联大国学教育的具体内容，而文学、历史、哲学以及国文诸系，综合构成了西南联大国学教育的主要承担者。 作为抗战时期全国规模最大、成就最为显著的高等学府，西南联大对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意义，不仅表现为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培育了诺贝尔学者，而且表现为卓越超凡的国学成就。以硕士生培养为例，西南联大期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部的任继愈、杨志玖、王玉哲、魏明经，语言部的马学良、周法高、高华年，中国文学部的禄钦立、阴法鲁、王叔岷、王达津、李孝定、王利器；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类的王瑶，历史类的王?、欧阳琛，哲学类的张遂五、王浩等 等，后来都是蜚声中外的学术大家。据研究：“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院士时选了81个院士，西南联合大学大概有27个人，差不多占三分之一。1955年搞学部委员时，选了大概430多个学部委员，西南联合大学约占了200多个，就是差不多将近一半人出身于西南联合大学。”[2]在这些院士和学部委员当中，其中不乏享誉盛名的国学大师。这充分证明该校在促进国学研究、延续国学命脉、培育国学人才等方面，客观上起着不可估量的典范作用。 西南联大国学教育的典范价值，实际上根源于那个特殊时代的精英教育模式。 这种精英教育模式，首先表现为雄厚的师资力量和有限的学生数量。西南联大师资力量非常强大，学生数量却很少，教师与学生匹配的比例远远大于当代高校，教育投入特别多，教学效果自然明显。据笔者考察，联大八年，中文系老师多达数十人，毕业生总数却少于百人。而无论是西南联大的三校前身还是其本身，其国学师资实可谓举世罕俦。联大成立之前，国学大师们早已云集京师，文史哲专业领域的学者大多师出名门，北大、清华、南开这三所高校，事实上汇集了全国最强的国学力量。以北大为例，该校国学大师有刘师培、黄侃、吴梅、朱希祖、陈汉章、陈垣、胡适、梁漱溟、熊十力等。考察1937年之前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有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吴宓等著名国学大师。1937年之前的南开大学，同样有蒋廷黻、汤用彤等著名学者任教于其中。这是联大国学教育得以积极开展并且产生巨大效应的历史渊源。当然，合并之后的西南联大，基本上继承了三校的师资力量。不仅如此，学校领导深知著名教授对于大学的重要意义，于是不遗余力地从各方聘请名师来昆明任教，使联大成为“囤集教授”之所，王力、刘文典、雷海宗、汤用彤、冯友兰等国学大师都长期在这里传道解惑。这是西南联大国学教育得以成功的前提条件。 这种精英教育模式，其次表现为课程设置和安排方面对国学教育的倾斜。以联大中文系为例，学校不仅为本科生开设众多涵盖语言、文学这两大类学科以及其中诸小学科的必修课、选修课，而且提供《中国文学专书》、《中国语言文字学专书》两种系列“选读”必修课程：前者囊括对《论语》《孟子》《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