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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社会法律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摘 要：由于国家正式法律解纷机制在乡土社会中存在内在缺陷和供给不足，人们纠纷的解决并非只是依靠国家司法机构的力量，为满足社区纠纷处理的需要，人们更多的是采用民间的社会规范通过私力救济方式来解决日常的大部分纠纷。这样，民间法和国家法就一同构成了法律多元的格局，成为乡土社会两种不同的纠纷解纷方式。 关键词：私力救济、法律多元、民间法、国家法 一、案例背景 本案例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地点位于粤西北的一个小村庄。村子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完全可以用费孝通笔下的乡土社会特点来对当时村庄作一个全景式的描述和分析，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 福华，一村民也。时年三十，因自幼丧父、母改嫁，缺教养而好逸恶劳，穷乡僻壤致使孤家寡人难以独持，初，邻人怜其生活无依而时有接济。然此人专营偷鸡摸狗之事，日久，为村民所不喜，纷由怜生厌不愿与之交往，令其生计日渐艰难。后因拆公祠之灶砖而与村民爆发激烈口角，大伤村民集体情感，村民全力排斥之。华深感难在此地自立，欲离村出走，然心有所不甘，离时砸毁所憎村民窗户，正值此公两壮儿持家，当场论之并生发激烈打斗，闻讯而至之村民群起打其落荒而逃，散失之物为村民付之一焚。后潜回村中伺机纵火报复，幸发现及时，未遂。此事再怒村民，合力擒之至冰冷潮湿地面，因三次报案未果，村民恐其再次报复行凶，悄议暴殴后瞎其眼或断其腿残之，令失报复之能，问何人施之，群惧，不敢。昼，由被纵火家两老殴之，无伤，是夜，使勇民残之，施时，惨叫之声不绝于耳，村民怯，未遂。后派出所连夜派人押走，扣其半月有余放之，自此，华未敢踏足村庄一步，村十年无扰，大治。后村民多以此事告诫孩童莫以此人为样。 二、纠纷的演进及最终解决 纠纷的产生和最终解决都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一般是遵循从出现纠纷冲突、扩大、争执到爆发激烈冲突到解决的演进途径，在每个过程之中各方的策略、利益计算和力量对比都会发生变化并影响最终纠纷的解决。在福华案中，福华的小偷小摸行为给村民发现或怀疑时，出于利益权衡和惧怕他利用身体优势来打人报复，村民都不会撕开脸面与他发生直接的冲突，此阶段村民只是在村庄中传播他的恶劣行径，从而使村民从情感上厌恶他，在交往上排斥他。流言蜚语的传播客观上使他的人际关系日益变得糟糕，村民往往不愿意与他交往并日渐疏离他，社区隔离这种非正式的制裁给人带来相当大的心理压力，也是解决纠纷的最通常做法。拆灶事件，严重地伤害了村民的情感，因为祠堂是维系村民共同情感的重要场所，一般人不敢为一己之私盗用宗族的共同财产，而福华为了打造自己的灶公然窃取隔壁祠堂的灶砖并与村民发生激烈的争吵，使他第一次站在了与全村民为敌的境地，集体情感的伤害为后面一致采取行动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础，纠纷的解决已经演变为不单是个人对福华的抗争，而是整个村庄的共同”事业”。此后由砸窗引发的打斗，则是村民第一次联合采取集体行动排”华”的行动表现，福华的落荒而逃表明村庄自发组织所形成的力量最终打破了福华由于身体强壮所拥有的单打独斗优势，在纠纷解决的力量对比上，村民明显占据了上风，纠纷解决已经上升到集体的行动，集体行动的逻辑也预示着，采用暴力把福华驱逐出村庄，但是又要防止他日后回来伺机报复，对他的伤害变得不可避免。在最后那次对福华用刑时，为使纠纷的解决顺利进行，村民策划、组织运用了一定的技巧：先告诉两个老人，这次连派出所也不理这事，所以打死他也无所谓；这次他想烧死你们两个，你死不如先打死他；反正都这么多人看到打的还有什么好怕的程中的罪恶感，另一方面也是利用人多见证有分散责任的心理。至于黑夜中才由多人施行致残行动，有法不责众和模糊责任以逃避法律制裁的考虑。正是这样看似无意的力量对比和策略运用，才使纠纷一步步推进解决。 三、为什么私力救济？ 这起纠纷是村民在社会规范约束下依靠私力救济解决的，私力救济是指：”当事人认定权利遭受侵害，在没有第三方以中立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形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解决纠纷，实现权利。” 而与之相对的是基于国家制定法建立起来的司法行政机构所给予的公力救济。这起纠纷的解决方式，在现代法治话语之下的法律中心主义论者看来，对私人动刑这种私力救济解决纠纷的方式严重破坏了必须由国家法运用强制性规范予以确定和调整的社会关系，民间法无权干涉与分享，更不能用民间法规避、私了国家法。 惩罚权尤其是制裁的处罚权和对人身的惩罚权应由国家垄断，私刑有违法治精神，故现代国家禁止私刑去解决纠纷。笔者的家乡不是法律的不入之地，村民们也不是电影《被告山杠爷》里的村民那样的”法盲”，他们当中从朴素的情感和报应观里知道自己这种打人的行径不仅受到道德的谴责，还可能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制裁（电视、报刊、广播等现代媒体已深入乡村生活，通过这些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