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户日本看中国.docVIP

从江户日本看中国 　　前言 　　随着中国的崛起，如何理解和叙述中国成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显学。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再只从中国内部来观看、书写中国，开始从“周边看中国”。[1]本文在这些研究基础上展开论述，希望从日本（特别是江户时代的日本）来观看中国。但本文倾向于把日本理解为中国的外部，而非周边。希望透过此外部视角将日本人如何理解、想象中国的多元性与矛盾等清楚地问题化并进行讨论。 江户时期日本浮世绘（葛饰北斋《江户日本桥》） 　　提出从“周边看中国”视角的作者，看到的是为何曾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会在17世纪（江户时代初期）与中国渐行渐远，不仅形成“自国意识”，甚至形成“日本型华夷秩序”，有与中国分庭抗礼的敌意。因此他认为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是从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认”的情况，[2]故推进中国与周边的信任与合作，要重新寻找文化的认同基础。[3]然而，此一见解大致是从中国看周边时容易看到的一幅景象。汉唐时代的中国与日本真的可谓“本是一家”吗？17世纪以后的中国与日本又真的“互不相认”吗？我们若进入日本的社会、语言内部及其所观看到的国际政治现象来看，可能会看到不同的风景。本文将进入江户思想史脉络来讨论此问题。并且，希望透过此一讨论，提供一些重新理解乃至解构“亚洲”（“亚细亚”）这个框架的思考材料。 　　“汉”与“和”：中国与日本“本是一家”？ 　　追本溯源，汉字本来是以与声音语言不同原理制造出来的记号，而被用来表述声音语言，且吸收声音语言的语法，才渐渐形成汉文，而到秦帝国时，联结不同汉语（“言”）的“文”（汉文）所联结的汉文圈才正式成立。[4] 　　但是“言”与“文”是有距离的。汉语（言）中的语法会促进文字（文）中之文法的形成。以期“文”接近“言”。不过，相对于语言易变，文字与文章不易变，可定型保存，会反过来规范语言。所以，古典汉文（文言文）成立，并且使用范围能扩大到非汉语地域。这是我们理解古代日本汉字文化的重要知识前提。因为日语这一非汉语系统的语言语法会影响汉文的表记方式，发生“和习”等日本式汉文现象，进而使古代日本人发明假名以更精准表记日语。但是后来假名被理解为对应于日语，表现日本人之“心”的概念，用来表象文字以前的自然日语，从而与外来的汉字对立。这使日本人产生“和”的自我意识，并使“和”与“汉”对立的知识结构发展。[5] 　　就语言来说，汉语与日语属不同语系，但就文字来说，日文中的假名（和）本是汉字（汉）的补助记号或简略记号。但因为假借原理的运用，假名转化为与表记汉语的汉字汉文相对立的存在，即成为表记日语的和字与和文。从这一过程中，汉字、汉文逐渐被观念化为外来的、难解的文字，假名则是日本本有的、简单的文字。不过，从日本内部“和”与“汉”对立知识结构发展过程来看，我们可说“和”是因“汉”而生的，“和”与“汉”对立二重性是虚构的。[6]但正是这种虚构的“和汉二重性”形构了日本的书写文化与心性，成为日本文化中的重要原理。也正是在这一问题意识上，我们可说以汉文化为主的隋唐中国和具“和汉二重性”原理的古代日本本就不是一家。“文”中潜藏的“言”被视觉所看到的“文”遮蔽了，以至于历代许多中国学者会认为中国与日本在文化上“本是一家”。 　　就是这种“和汉二重性”所形构的文化中，江户时代的儒者开始学习儒学。纵观江户儒者的著作，可发现阐明儒学原理与思想的学术著作或经典注释是以汉文书写的，如荻生徂徕（1666?1728）的《辨名》、伊藤仁斋（1627?1705）的《语孟字义》等。在这种著作中，他们将自身置身于整个孔子以降的儒学传统来定位自己的思想。就这个面向来说，我们可以说他们的著作与思想是与整个汉文圈紧密联结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江户儒者在教育学生或向武士与民众传达其儒学思想或解说政治制度等时，会使用混用汉字与假名的和汉混用文体（包括候文、汉文训读体等），如荻生徂徕的《徂徕先生答问书》等。这是因为对一般统治阶级的武士或被统治的民众来说，符合日语语顺的和汉混用文体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但更进一步说，日本人所书写的纯汉文其实亦渗透着“和”的原理与文法。这是因为日本儒者是以“训读”方式来阅读与理解?h文，并且以“训读”得来的“复文”的方法学习并书写汉文的。所以，日本儒者主要是以日语声音序列（“言”）理解并书写汉文。另一方面，和汉混用文体乃至拟古文等和文作品中亦充满“汉意”（后述）。这是因为这些受日语语法制约的文体亦必须使用“仁”、“义”、“道德”等汉字、汉语词来表达抽象思想原理或得自汉籍的具体制度文物概念。 　　总的来说，和汉二重性非是以清楚对立的方式存在于日本的文学与文化，而以和汉混用的方式存在。在此种意义上，“汉”是来自中国的，但以一种日本的方式存在于日本文化、文本中。而且，就是在日本文化与文本中之“和”与“汉”不断互相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