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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箴铭文看中唐文人的情怀 　　摘 要： 箴铭文是古人用于警戒自身和告诫他人的一类文体，以语言质朴、意义深远作为文本特色。在唐代文化大繁荣的背景下，除诗词歌赋外，文人也牢牢抓住箴铭文的本质，将其作为抒发情感的工具来表达对个人、对仕途、对社会的多样情怀。本文以中唐为时代背景，将韩愈、柳宗元和刘禹锡的箴铭文作为研究个例来挖掘文体背后中唐文人的丰富情怀。 　　?P键词： 中唐 箴铭文 士人生活 流贬心态 　　箴铭文是古代应用文体中的一种，虽说没有表、章、奏等文体使用频繁，流传广泛，但以其警戒、告诫的风格自成一体，文章立意鲜明，以四言韵语为主，且讲究文辞精炼，不乏优秀作品流传于世。 　　一、中唐时期的箴铭文和社会文化背景 　　箴铭文实则是箴、铭两类文体。唐代以前，箴文绝大部分是针对帝王提出的劝诫，以多用铺陈和用典的官箴为主，如杨雄模仿《虞箴》所作的《十二州、二十五官箴》，从地域、职守等不同的角度对皇帝进行劝诫，37篇之多的数量，也使箴体文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到唐代，箴文不仅用于劝诫皇帝，更多的是自我反省，检讨自己的言行并提出警示。于是，官箴渐疏，私箴逐渐占据主流，大批文人志士的箴文崭露头角，如柳宗元“所忧在道，不在乎货”的《忧箴》，即是作者对人类“忧”的理解，并提出了如何控制这种情感的告诫。而对于铭文，最初是“称美不称恶”，大多数刻在石头上的铭文都是颂赞型的，汉前刻于器物上的铭文对器物外形进行大量地描写，警戒的意味相对较少，但自汉代开始，铭文逐渐脱离对器物的依赖，发展成一种用于自我警示的座右铭[1]，慢慢地用于警示的铭文逐渐兴起，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曾效法东汉人崔瑗作《续座右铭》，座右铭也就成了相当流行的一种警戒性铭文[2]。陆机在《文赋》中将箴、铭对举：“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虽说两者在风格上有差异，但人们论述时多将其归为一类，从南朝的刘勰到清朝的姚鼐都是如此。综上所述，到了中唐时期，箴文侧重于规劝人们改正缺点、过错，所谓亡羊而补牢；铭文侧重于警戒人们避免缺点、过错，所谓防患于未然，但两者均是用以劝诫人们正道直行。[3] 　　其实，使箴铭文发生变化的根本因素是每个朝代不同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中唐时期，是极其动荡的一个时期，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使得朝廷元气大伤，吐蕃大举进攻，朝中皇帝和大臣不断逃亡，持久的割地讲和使得军事和财政收入遭受巨大打击。直到公元805年，唐宪宗登基，收复失地，藩镇内部的世袭制结束，在其驾崩后，帝国才享受了长达40年的太平。[4]而这一时期的文人在仕途上更是几经波折，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古文运动在中唐时期的文学界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不仅是关于散文文风、语言等的革新运动，更是一场改变思想、重建道德的文化运动。古文运动中的朝廷动荡不休，文人们笔下的文章也发生相应的变化。 　　二、中唐时期的文人和箴铭文 　　刘衍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中说道：“以唐代而言，散文的根本变化是在中唐，但其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隋和唐初。中唐之文，既是对前期古文运动先驱者的继承和发展，又是配合朝政改革，从文风到文体的一次彻底革命。”[5]社会动荡，朝政全非，中唐士人学子的仕途和心态发生了很大转变，取而代之的是对社会生活多维度、多层面的感受，也激发出了文人们心中多样的情怀。俗话说，文由心生，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文章来了解文人在不同时期的经历、心态和情怀。“陈义必高，选言必精，赋色必古，结响必骞”这是箴铭文的特色，作为目的性较强的一类文体，箴铭文更偏向于现实主义题材，其主要以现实为依据、以警戒为基础来阐述道理，体现在箴铭文中情怀表现均有所扩大，而以韩愈、柳宗元和刘禹锡等中坚实力的创作群体，创作出了数量众多的佳作。 　　（一）从自戒角度表现文以明道的现实情怀 　　自唐代伊始，将作者个人作为研究对象来阐述和剖析，并提出自我警戒的私箴越来越多，而其中较为优秀的私箴文可推韩愈的《五箴》。这是韩愈在古文运动前蛰居阳山时所作。通篇以自戒的手法来表露自己的真情实感，虽然称不上是严厉的说教，但却蕴含着自戒以外的一份不屈。在《序言》中韩愈是写自己因命运多舛而过早衰老的感叹，然后从“玩乐”“言论”“行动”“交友”“名气”这五个方面进行详述，表面看似批评自己饱食终目，无所作为，实则是警告自己如不改正就会沦为小人之列；看似是批评自己缺乏与当朝权贵对话的思维，太遵从道义而交友不慎，实则是表现自己“言多必失”后，当朝权贵的专横、昏庸和妒嫉贤才；看似是批评自己太过自持有才，锋芒毕露，提醒自己慎重处世，实则又已然表态“行也无邪，言也无颇，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对世俗针砭的愤激之情和刚正不屈的精神境界。通篇看似是对自身问题的批判，实则以反讽的方式抒发他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批判，表达他对自己怀才不遇，屡遭排挤打击的深沉感叹。此时的韩愈，因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