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托、刘悦笛对话录（节选）.docVIP

丹托、刘悦笛对话录（节选） 　　在笔者编著的《当代中国艺术颠覆策略》（Subversive Strateg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收入了丹托的文章《艺术过去的形态：东方与西方》，文中指出，中国艺术家与西方艺术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因处于迥异的”有效的传承体系之中而拥有了各自不同的生活意味。中西艺术家对临摹和传承等理念独特的理解，不仅造就了中西各具特色的艺术家世界以及艺术传统，更使中西艺术史呈现出大相径庭的哲学形态。然而，现代主义在中国和西方的发生却有着极其相似的痕迹，它们无不想冲破这些因年深日久而根深蒂固的观念方式的壁垒，以重新构架我们同过往历史的关系。而艺术家骨髓里的现代性则体现为不再膜拜传统，而是开始质疑权威并进行文化反省，当然其中不乏许多似是而非的文化自谴，致使国家民族艺术在此进程当中，丧失了自身别具一格的魅力，牺牲了某些个性的特质。尽管笔者赞同丹托对中西艺术比较的分析，但却并不认同他对中国现代主义与当代艺术的基本看法。同样，文集中笔者所写一篇论文中，试图接着丹托的“艺术终结论”继续加以发展，认定艺术的终结之途有三条：艺术终结于观念，艺术终结于身体，艺术终结于自然。终结于观念，那是观念艺术开辟的道路，与中国禅宗的观念主义美学息息相通；终结于身体，那是行为艺术开辟的道路，与中国儒家的身体美学内在相契；终结于自然，那是大地艺术开辟的道路，与中国道家的自然环境美学深度契合。实际上，作为中国学人，或者东方学者，我们不仅仅要追随丹托，而且还要与之对话，以中国的哲学与艺术智慧作为根基与之对话。 　　下面是丹托与笔者2008年的对话的论艺术的一部分，论哲学与历史的部分不在其中，该对谈曾全文收录于笔者所撰写的《分析美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当中，现刊发如下，以飨读者： 　　刘悦笛：谈谈您从“分析哲学”到“分析美学”研究的转型吧，其中的中介环节好像就是“历史哲学”研究。或者换一种提问方式，在您的历史叙事与美学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呢？特别是当您与德国著名艺术史家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都聚焦于艺术史的“叙事主体”（subject of narrative）之后，如何看待艺术叙事的“主体终结”与艺术本身终结之间的关系呢？ 　　丹托：我关于“艺术的哲学”（t h e philosophy of art）的最初的著作是关于本体论的，也就是去寻求某物可以成为艺术品的必要条件。我最初对于美学的关心，实际上就构成了这种诉求的一部分。我得出的结论是，美学并没有成为“艺术定义”（the definition of art）的一部分，作为一条整体性的规则，当哲学家们思考美学问题的时候，他们所关心的是美。我认为，存在着数不尽的审美特性，但是它们之中没有一种是具有本质属性的。非常重要的是，我觉得要将美学从艺术的哲学当中分离开来。按照在那种方式，我才能够按照科学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的方式来探索艺术的哲学。 　　刘悦笛：很遗憾，您没有参加这次在土耳其的安卡拉举办的第十七届国际美学大会，我在这次会议上英文发言是《观念、身体与自然：艺术终结与中国的日常生活美学》（Concept， Body and Nature： The End of Art versus Chines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试图将艺术终结问题纳入到中国本土视野当中，从儒、道、禅三家思想来审视艺术终结问题。还有一位美国哲学家汤姆?罗克莫尔（Tom Rockmore）在《评论艺术终结》（On the End of Art）的发言当中，试图从艺术与知识的关联来看待艺术终结问题。当您反思“艺术的哲学剥夺”的时候，您如何看待艺术与知识之间的关联呢？ 　　丹托：我并没有确定我理解了这个问题。或许，你就是在问，艺术与知识究竟是什么关联，既然否定艺术家知道任何东西构成了柏拉图（Plato）攻击艺术的一部分。我的观点是，甚至科学都不是柏拉图所谈论的那种知识。所以，关于知识的观点一定在某些方面出错了。 　　但在总体上，我觉得，既然这构成了我的艺术定义的一部分，一件艺术品都在按照一定的方式来呈现世界，也就是说，它呈现了一种意义。而意义则容许真理价值（truth values）的存在。所以，大概可以这么说，艺术家所传递的是一种知识，或者尽量去传达之。 　　刘悦笛：告诉我在《艺术的终结之后》（After the End of Art， 1997）您的观点的一些变化，在国际美学大会上，约瑟夫?马戈利斯与我的对话当中，曾说到您的观念的一些重要的转变，您觉得存在着关于艺术终结观念的不同立场吗？或者说，自从1997年出版了《艺术的终结之后》您对自己的观点有所修正和调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