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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小时的故事》的女性主义阅读 　　摘 要： 凯特?肖邦的《一小时的故事》历来是文学评论家评论的热点。本文从小说最有争议的文本事实出发，将文学文本与社会文本有效互动，详尽地讨论文本表面建构的婚姻约束实际上是性别政治的表面特征。马夫人作为有女性意识的维多利亚女性，她与马先生的夫妻冲突实际上是她与压迫她的社会冲突的缩影。 　　关键词： 《一小时的故事》婚姻约束 性别政治 维多利亚女性 　　凯特?肖邦的《一小时的故事》历来是女性主义评论的热点。如肖邦的传记作者皮尔?塞耶斯逖德在《凯特?肖邦的全部作品》的前言部分断言“为什么编辑会拒绝她的好些作品，极有可能的原因是她笔下的女人变得越来越有激情和解放”①，在《凯特?肖邦：一部重要自传》中他坚持“《一小时的故事》是女性自立主题的极端例子”②。 　　但是这种声音受到质疑。小说的焦点语句“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没有人会为她而活着，她会为自己而活。再不会有那强有力的意志使她屈从，男人和女人都盲目坚信自己有权把个人意志强加于自己的伴侣”③。曾经引发众多的讨论，也确实成为界定小说是否有女性主义倾向的重要依据。如申丹老师认为“关于婚姻约束，作品对男女两性各打五十板：‘男人和女人都盲目坚信自己有权把个人意志强加于自己的伴侣’（请比较：‘男人盲目坚信自己有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妻子。’）”④ 　　正如赛林娜?贾米尔指出的那样，马夫人的死与她在与她丈夫的婚姻生活中压抑自己的感情有关（马夫人有心脏病）。虽然我们并不能找到指向这种压抑源泉的文本证据，但是马夫人对她丈夫死亡的反应足够可以说服读者她一直被这样不公平地对待着⑤。笔者同样深深地感觉到马夫人对自由的渴望程度超出常人所能接受的程度，她那极端的表现必定有深层次的原因。在婚姻生活中，作为夫妻，不可能没有矛盾对立的时候，在这种时候，本能地，双方都会希望对方能够接受自己的观点，这有可能是马夫人所理解的“男人和女人都盲目地坚信他们有权利将个人的意愿施加于另一个人身上”，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强加通常是以谁的屈从而结束的？我们可以试想，如果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马先生的屈从而结束，那么，马夫人还会不会有如此强烈的“被折弯”的感觉，进而有着那么强烈地想要冲出牢笼，获得自由，置身于强加与被强加的纠结之外的渴望？本文认为，马夫人深刻感到自己的自由受到束缚，以她的理解，她认为这是婚姻给她带来的，但是她并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认识到这种婚姻束缚的背后是性别政治压迫。 　　一、被掩盖的事实：父权制意识形态的隐蔽性 　　在西方文化中，男性对女性的性别政治压迫的根源源远流长，这种压迫甚至可以追溯到把人类的堕落归结于夏娃的圣经叙事，并以此认定女性是一切诱惑和邪恶的来源。在希腊神话中，有潘多拉打开魔盒，因此将瘟疫和不幸带给人类的故事；早期的罗马法律将女人描述成孩子，永远卑微于男人。当亚里士多德声称男人天生就是优越的，女人天生就是卑微的；一个统治另一个，另一个被统治时，这种性别歧视在哲学层面上得到附和。之后，像托马斯?阿奎纳和奥古斯丁这样的宗教领袖和哲学家宣称女人是“不完美的男人”。在接下来的世纪里，其他神学家、哲学家及科学家一直延续着这种说法。如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达尔文宣布女人还未达到文明程度。这样的生物比男性低级，男性在体质上、智力上和艺术才华方面都优于女性，这无疑为女性卑微于男性这一谬论找到貌似科学的依据。 　　千百年来，父权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直掩盖着其想要压迫女性的真实面目，成功地被社会文化内化成为一种自然社会存在，女性作为社会的他者，游离于社会边缘，默默接受着这样一种“客观存在”。直到十八世纪晚期，出现关于女权的微弱声音。在《女权的辩护》一文中，玛莉?吴尔史东克拉芙特认为女性必须为她们的权利而站立起来，不能让她们由男性主导的社会定义什么是女人。女性批评在二十世纪初期才开始发展。在此期间，女性获得选举权，并成为当时在如医疗卫生、教育、政治及文学等领域的社会问题的重要活动家，但是女性依然不能与男性对等。 　　二、契约婚姻：马夫人婚姻生活的真相 　　凯特?肖邦生于1850年，逝世于1904年。小说《一小时的故事》出版于1894年，当时在路易斯安那州，根据当时的法律，已婚的女人对家庭财产没有支配权，只有男人才能提出?x婚。这个法律制度一直执行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种制度在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殖民地时期，遵从英国习惯法的保护法（coverture）原则，女人嫁做人妇就附属于丈夫，她们没有财产权也无权在法庭上独立地代表自己（也就是没有完整的公民权）。尽管美国独立后男白人有产者有了完整的公民权，但女性仍然是嫁做人妇后没有投票权。在政权逐步稳定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左右，维多利亚时代的两性观所谓的分离空间论开始流行起来⑥。这种观点认为妇女是属于家庭这半球的，这种模式化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