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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贪侦查应用兵法韬略实践探索(三) 　　【本期主讲】 蒋世强，1955年12月生，法学本科，先后毕业于重庆市文理学院、西南政法大学。1978年参加工作，任中学教师；1987年调入重庆市永川新胜地区检察院工作，历任刑检科科长（批捕、起诉合一）、法纪科长职侦局长（反贪、反渎、控申、预防合一）等职务；2008年调重庆市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工作，任检察员（高三级检察官）。期间，在职务犯罪侦查局工作长达15年之久，曾主办、参半过不少案件，并结合业务实践写下了500余万字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法学论文。如：《直接受理案件初查工作雏议》，被《中国刑事法》杂志刊用；《职务犯罪预防要实现四化》及《建立保外就医法律监督机制的实践探索》均被《人民检察》刊用，并获得优秀论文奖；《公诉案件证据标准及其运用》一文获第6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三等奖。 [核心提示] 针对反贪侦查工作的规律和特点，结合兵法韬略与反贪侦查工作的内在联系，通过对基础战略、过渡战略、预备战略、狙击战略、攻坚战略、固守战略、总攻战略、决战战略等各个节点上的具体运用的实战分析，充分发挥各战略在初查、立案、获取证据、侦结处理等环节中的重要作用，展示兵法韬略在反贪侦查实践中的巨大功效。 七、总攻战略：突出侦查方法的“动态性” “钝兵挫锐，屈力殚货”，是古代用兵法则，强调的是速战速决，而将其援用在反贪侦查的适用侦查方法环节，要重点突出其动态性。 （一）秘密性侦查攻势。“避险而就奇，万战而必胜”，其要义是战前的准备和战术的变化，是击败敌人的法宝。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针对重大疑难贪贿案件的特点，实施侦查活动中采用秘密侦查手段尤为重要，秘密侦查是秘密初查的继续和深化，侦查阶段的秘侦活动范围更广、手段更多、作用更大、层级更深，有利于突破犯罪嫌疑人趋于加强的防御。实践中，可采取“公开与隐蔽相结合，以隐蔽为基础；内线与外线相结合，以内线为重点；谋略与手段相结合，以谋略为主”等方法；在个案中实行专人负责制度，建立单线联系制度、单个汇报制度开展秘侦工作。要善于把举报上升为情报，把举报的内容升华到对某类犯罪动向、手段、规律的高度，透过现象看本质、把举报转化为情报，并进行定向、定量、定性的综合分析，以把握犯罪动向、犯罪手段、犯罪部位的变化作出判断、果断决策。例如，某检察院在侦办某地税局税政科长成某受贿6万元案时，在初查阶段就掌握的成某受贿1万元的情况；对其立案侦查，是要承担一定风险，但检察院仍然坚定信心，果断立案。当案侦工作进入侦查阶段时，便兵分两路，一路前往某县地税局，调取有关书证资料，一路开始对成某进行秘密传唤。由于一切工作都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成某在接受讯问不到6个小时就供述了收受行贿人刘某6万元贿赂款，导致税收流失48万元的犯罪事实。此案就是运用兵法“避险而就奇，万战而必胜”的典型案例，突出侦查攻势的秘密效应。 （二）局控性侦查攻势。“创造机遇、把握机遇”，其要义是用最小的损失赢得战争的胜利。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律师在会见权、通讯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核实证据等项权利进一步强化，使侦查具有的秘密性和封闭性转向公开化和透明化，客观上要求侦查部门提高侦查水平和办案能力。特别是律师介入侦查后，打破了传统的侦查模式，一定程度地增强了犯罪嫌疑人的侥幸心理，增加了突破口供的难度；甚至，个别律师被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利用，参与反侦查活动，但这种现象毕竟是少数，不会影响大局。要在广取证据上下工夫，精心做好律师上案前的基础工作，尽量获取案件的基本证据，控制重要证据的渠道，力求第一次讯问成功，形成有利态势。要健全与公安机关的沟通协调机制，畅通辩护律师会见渠道；健全与辩护律师的配合协调机制，与辩护律师形成良性互动；健全对侦查人员的责任追究机制，确保辩护律师的权利依法得到充分保障。既要依法支持律师的正常工作，又要防止妨碍侦查工作的现象产生；可要求律师配合反贪侦查人员做好犯罪嫌疑人的思想转化工作和追赃退赃工作，对律师提出的问题要在隐蔽侦查意图的基础上进行回答。例如，某检察院在侦办某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管站站长江某受贿案时，其律师在侦查阶段便立即介入，然而，侦查员早就料到该犯罪嫌疑人人源广、企图通过律师串供，规避法律的惩处；于是，在律师介入前就把基本证据固定，为律师介入侦查工作创造了条件和机遇，最终把犯罪嫌疑人江某受贿300万元的犯罪事实查清。此案就是兵法“创造机遇，把握机遇”的成功案例，突出侦查攻势的局控效应。 （三）动静性侦查攻势。“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其要义是迷惑敌人、后发制人而取胜。任何事物的表象，往往比它的本质更丰富，形形色色的人为现象常常隐蔽着主观上的真实意图，为反贪侦查提供了谋略思考。动静的效应是侦查力量布局的形态变化，动的能量多大，指示的方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