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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家庭碳排放影响因素和跨城市差异研究 　　摘要 我国城市化发展既提高了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同时又增加了碳排放。本文使用56个城市的微观家庭数据，在各个城市层面上建立不同类型能源消耗的行为方程，对包含固定收入、家庭规模和户主年龄的标准家庭居住碳排放进行有效的估算，同时对跨城市差异进行分析解释。结果表明，在以标准家庭居住碳排放为唯一衡量标准时，东川市和蚌埠市是碳排放最少的城市，而新乡市与郑州市则是碳排放最多的城市，很多低排放城市位于秦岭-淮河南北分界线的南侧，大城市排放要高于中小城市。通过对城市收入弹性的估算，发现相对富裕的家庭会增加消耗清洁燃料。一个家庭从低排放城市移动到高排放城市造成的环境成本占家庭年均收入的6.6%，同时低密度城市发展模式以及具有严寒气候的城市都会增加居住碳排放。这些实证研究结果可以辅助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者进行“低碳城市”或“低碳生活模式”等相关政策的制定。 关键词居住碳排放；标准家庭；收入弹性；环境成本 中图分类号X22；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10-0087-08 目前我国正在经历着快速城市化过程，而城市能源需求和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特别是随着第三产业比重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城市碳排放中居民生活部分的比重无疑将快速增加，同时会通过影响其他产业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供给，决定整个城市的碳排放水平。目前在美国，城市家庭碳排放量占国内碳排放总量的40%，而在中国这一比例不足20%[1]，但到2025年中国城市人口将增加3.5亿，这不仅对城市能源可持续供给带来严峻考验，同时也造成污染并增大了温室气体排放。另外，仅仅了解一个国家人均收入和总人口规模还不足以判断家庭碳排放的大小，不同城市间的人口空间分布成为家庭碳排放的重要影响因素[2]。城市间碳排放水平差异越大，则城市政策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也会越大，比如在美国适宜气候、紧凑型发展的城市就要比极端气候、蔓延型城市有更少碳排放，如果在中国也是如此，则在适宜气候条件下密集式发展的城市会带来低碳排放。一般来说，生态环境恶化会通过排斥居住人口而影响城市化，为了排除人口分布在城市间的系统性差异，Glaeser and Kahn[3]引出“标准家庭”概念，即具有固定家庭规模、收入水平和户主年龄的家庭。我们对考察城市的标准家庭碳排放进行计算，计算结果可以成为一个移动到目的城市的相似家庭很好的测度指标。 今天中国正从以制造业为主向以服务业为主转型，碳排放量中家庭的比例肯定将会增加。通过转变人们的能源消费动机和行为，从源头上减少能源消耗与碳排放，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做法。基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本文将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不仅能观察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碳排放的变化趋势，还能为碳减排机制提供证据，并为理解当代中国城市发展对环境影响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1文献回顾 目前关于城市家庭能源消耗对碳排放影响的研究基本都是在考虑城市家庭能源消耗的方式、城市空间分布与碳排放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的。大多采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人的行为方式对能源消费及碳排放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比如Weber[4]、Lenzen[5]、 Kerkhof A C et al[6]等分别建立评估模型，实证分析了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荷兰等国的消费者行为与生活方式因素对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影响。Liu H T et al研究了1985-1995年中国居民消费模式的变化对CO2与SO2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居民生活的直接能源消费及对强排放消费品的需求，是影响温室气体排放的最主要因素[7]。人口在不同城市的空间分布是碳排放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比如Kahn[8]通过使用1993年美国居住能源消费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居住郊区化对能源消费的显著影响以及其环境后果。Pfaff et al认为城市发展对环境会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即规模效应和质量效应。伴随着经济增长，消费和生产的规模会扩大，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也随之增加；同时，人们对环境的偏好也逐渐上升，加上公共政策的激励，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会更偏好更“绿色”的技术、设备和产品，这又会减少碳排放量[9]。当质量效应占主导时，城市会变得更加“绿色”。Auffhammer M， Carson R T通过对1985-2004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研究了国家和地区碳排放量作为人口规模与收入的函数如何变化[10]。Reid Ewing，Fang Rong也认为城市不进行紧凑型发展而实行盲目扩张是导致生活能源消耗过高，碳排放量增加的重要原因[11]。Glaeser and Kahn对美国66个大都市区的研究发现，随着城市规模（城市人口）的增大，新增人口的人均碳排放量要高于存量人口，因此城市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