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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起诉阶段如何发现和排除非法供述 　　[典型案例]侦查机关认定，2012年7月和8月，犯罪嫌疑人穆某以出售为目的先后两次从毒贩张某处购得毒品冰毒共计1000克；后将其中的100克冰毒出售给犯罪嫌疑人高某。案卷材料显示，犯罪嫌疑人穆某、高某被拘传后的第一份讯问笔录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其余笔录均否认犯罪事实。在审查起诉阶段，两犯罪嫌疑人均否认起诉意见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并声称两人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均系侦查机关非法取证所得，要求予以排除。 “两高三部”于2010年5月30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规定》），对公检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排除非法证据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具体的操作流程作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1]。2013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中第5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如果非法供述不能在审查起诉阶段被有效“过滤”而进入审判环节，轻则影响检察机关起诉案件的质量，重则导致无辜的犯罪嫌疑人被错误起诉，极易造成冤假错案。公诉办案人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如何发现非法供述，这是排除的前提条件；二是非法供述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这是排除的关键；三是非法证据排除之后证据如何完善，这是排除之后的“善后”工作。下面笔者结合该案例，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非法供述的发现 就整个检察阶段而言，发现非法证据的任务在批准逮捕环节和审查起诉环节。但是，就诉讼阶段的特点和重要性而言，审查起诉阶段能否发现非法证据更为关键，其发现的主要途径有： （一）审查案卷材料 对案件材料的书面审查，是审查起诉阶段最基本的审查方式。审查工作不仅要细致、全面，而且要突出重点，重点审查不稳定的供述或与查明的事实存在明显矛盾的供述以及侦破报告等，从中捕捉可能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信息。案例中，公诉办案人员通过认真审查案卷中的提押记录、笔录中记载的讯问时间等，发现了侦查人员在获取犯罪嫌疑人高某的有罪供述时，对高某进行了72小时的长时间讯问；对犯罪嫌疑人穆某刑拘后却仍在派出所进行讯问。这些不正常的现象都引起了办案人员的警觉。 （二）讯问犯罪嫌疑人 犯罪嫌疑人是侦查机关非法取证行为的“亲历者”和受害者，对于非法取证的过程和具体行为知悉最为全面。依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对侦查机关的非法取证行为有控告的权利。案例中，公诉办案人员在提审时，就明确告知犯罪嫌疑人穆某、高某，其有权对侦查人员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行为提出控告，有权申请非法证据排除，并直接发问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行为，是否提出控告。犯罪嫌疑人穆某供述称，其于2012年9月25日被抓后即被带到派出所，民警采用警棍打其脚掌心等手段逼其口供，直到26日晚才被送往看守所羁押。犯罪嫌疑人高某供述称，第一次讯问笔录是在侦查人员对其连续3天提审、不让休息、掌掴、并以刑拘其女友相威胁的情况下做出的。鉴于两名犯罪嫌疑人均提出遭到非法取证，要求排除相关的供述，且两人对遭受非法取证的情形有比较明确、具体的描述，这引起办案人员的高度重视，并决定启动非法证据排除审查。 （三）细致审查同步录音、录像 《刑事诉讼法》第121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讯问录音、录像一般不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在法庭上出示，但是控辩双方一旦对口供取得的合法性产生疑问，同步录音、录像就成为证实取证合法性的关键证据。案例中，公诉办案人员通过对录像的审查，发现两个问题：一是对穆某的第一次讯问录像不完整，仅有穆某核对笔录的部分，缺少讯问的过程；二是侦查人员在第一次对高某的讯问过程中确实存在疲劳审讯、掌掴、威胁等违法行为。 （四）与监所部门建立信息对接机制 检察院监所部门依法对看守所收押、监管等执法活动实行监督，并对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案例中，公诉办案人员通过监所部门调取了穆某、高某的收押健康登记表和提讯记录等材料。上述材料证实，穆某于2012年9月26日被看守所收押，入所前外伤致臀部、前胸部、双足部多处软组织挫伤；高某入所前无伤情，侦查人员于2012年10月22日19时至25日19时对高某进行“特审”。 （五）要求侦查人员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