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编　元代文学.doc

第六编　元代文学(公元1279—1368年) (1206)，铁木真在斡难河召开各部落首领会议，创立了蒙古帝国，结束了蒙古长期分裂的局面，并被尊称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在蒙古地区建立分封制度，设置护卫军，颁布“大扎撒”法典，并任命“札鲁忽赤”(即断事官)。这些政治、军事上的措施，虽然是为了加强大汗的威力和对各部落的控制，但也顺应当时蒙古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了蒙古族内部的统一。这时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很快就侵入长城以南地区。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灭了金国，占据了黄河流域。宋理宗宝佑元年(1253)，蒙古宪宗蒙哥灭大理。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元世祖)，取《易经》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大元。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又灭了宋朝，统一了全中国。　　但是，元朝的统治是建立在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基础上的。蒙古灭金初期，除劫掠财货、牲畜外，又到处掳掠人口，用作贵族的工匠或诸王将校的奴隶；并把一些州县分封给蒙古贵族，封地内的人民不得任意迁移。这时汉族豪强地主也乘机建立军队以维护其封建统治，并很快投降了蒙古，成为蒙古统治者的帮凶。在蒙古统治者和汉族豪强地主的双重压迫下，人民负担极为沉重。元世祖统一中国后，又分全国人民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在法律、政治、经济上都规定了不同的待遇，以达到分化各族人民团结的目的。元朝规定各级地方行政长官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汉人只能担任副职。此外，又建立里甲制度，监视人民的行动。汉族人民不准收藏武器，被禁止打猎和练武。当时处在社会底层的是以汉族农民为主的各族劳动人民，而压迫在他们头上的是以蒙古贵族为主的各族上层分子。由于统治者的穷奢极侈和官吏的贪暴，人民生活陷入悲惨的境地。元杂剧中对于权豪势要的横行霸道和官府的贪暴腐朽的描绘，正是当时黑暗现实的反映。在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残酷的民族压迫下，人民不断起义。元世祖一方面加强军事的统治，在全国普遍驻军队，“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而以蒙古军屯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汉军、探马赤戍淮江之南，以尽南海，而新附军亦间厕焉”(《元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政典·军制·屯戍》)；一方面也采取了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并力图恢复农业生产。所以元成宗即位以后，起义便渐次转移到边远行省，局势比较稳定。到元顺宗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起义仍在持续与扩大，内地人民的反抗斗争也渐趋活跃，加以全国灾荒的严重，终于在至正十一年(1351)，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最后由朱元璋建立了明王朝，代替了元朝的统治。(1237)，就曾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考试儒生，《元史·耶律楚材传》载：　　元世祖积极标榜文治，设学校，建官制，征召著名儒士。至元(1264—1294)初年，又“命丞相史天泽条具当行大事，尝及科举”(《元史·选举志》)；此后又多次拟立制度，但都没有正式施行。这一方面由于镇压人民起义和侵宋的军事活动的频繁，无暇兼顾；另一方面也由于蒙古贵族和将校的阻力。直到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才重开科举。在此期间，一部分儒士仍没有摆脱奴隶的命运或贫寒的困境；一些走上仕途的文人，也因受统治者的歧视，思想仍多苦闷。正如明胡侍所说：“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获展……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真珠船》)!”因此他认为：“得才且贤者用之，若犹未也；废有司，去县令，听其自为治乱安危，不犹愈乎!”这是一种素朴的民主思想。锺嗣成的《录鬼簿》有意识提高“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识”的杂剧作家的地位，并把他们的活动和“高尚之士、性理之学”区分开来。当时进步的杂剧、散曲和说唱文学的作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表现了大胆创造精神。(《新元史·释老传》)。据至元二十八年(1291)宣政院的统计共有寺宇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道教有全真教、真大道教、太一教和传统的正乙天师道。在北方以全真教的势力为最大，他们提倡“忍耻含垢，苦己利人”，“坚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调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麻痹人民斗争的意志，主要反映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思想要求。道教和佛教思想对杂剧创作也有着直接的影响，马致远等的神仙度人剧和郑廷玉的《看钱奴》、《忍字记》等宣扬佛教宿命论的作品，就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产生的。(《农桑辑要》王磐原序)棉花种植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元代出现了十多种农业科学专著，其中王祯的《农书》总结了从《齐民要术》以来我国人民在农业生产上取得的成就，介绍了三百多种农具的构造和使用方法，对元代及以后的农业生产起了促进作用。(1295—1307)年间，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民间手工业也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松江人黄道婆从海南岛黎族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