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民风，八方乐颂.docVIP

四面民风，八方乐颂 　　“四面八方――多民族民间音乐与交响乐队专场音乐会之三”在沪上首演引起高度关注，同行们自发地从各地聚拢来围观这一交响乐新作的盛装上演。周湘林、赵光、张旭儒、尹明五四位作曲家以“团队创作”的形式，围绕民族民间音乐来创作大型作品，这是他们的第四次合作了，其不忘民族民间音乐现代化、交响化之心以及执着追求的精神令人感佩。 　　眷顾民间音乐的原生形态 　　“四面八方团队”的第一次创作成果于2011年6月24日晚在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音乐厅呈现。“多民族民间音乐与交响乐队专场音乐会”中的四部作品分别以将蒙古族长调和呼麦、湖南土家族打溜子、江南丝竹、朝鲜族的民间歌谣等四个乐种为选材及乐颂对象。作曲家将这些最具代表性的地l方陛民间音乐与交响音乐交融，其新颖探索的形式与丰富的内容很快吸引了业内外的关注。这四部作品不约而同地将民间音乐原生形态与交响乐队并置同构，如《漠壁长歌》中的“草原音乐三宝”马头琴、呼麦与长调，《打家业》中的湘西土家族“交响乐队”“打溜子”，《听雨思竹》中江南丝竹的曲笛与古筝，《长白山随想》中的朝鲜族“音乐三绝”横笛、伽??琴与长鼓等。这些作品的创作既照顾到民间音乐最典型的个性，彰显其符号化的明确指向性，又注意将其与现代交响予以协调发展，其做法与之前“新潮音乐家”们的“拼贴”之法不同，也与后来“民族音乐现代化”的核心素材运用之法有别。它较好地呈现了民间音乐淳朴、悠远、厚重的质感，也展现了交融语境下的多形式、多样态发展。这一新的做法自然引起围观与聚议。之后不久，作为上海音乐学院进京交响乐展演的作品，周湘林的《打家业》、张旭儒的《漠壁长歌》让北京的交响乐迷见识了这种民间音乐与交响并置同构的新做法之魅。 　　第二次创作成果于2014年3月4日晚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呈现。与前一次不同的是，此次不再以祖国各地乐种为地理方位宽视域的取材之选，而是集中以某一多民族汇聚地区――贵州为中心。水族、侗族、瑶族、苗族中较小部落的音乐成为四位作曲家的素材之选，其“非典型性”选材引起了大家对濒临消失的原始性音乐品种的关注。张旭儒取于水族音乐素材的《连山易?续歌》、周湘林取于花裤瑶族音乐素材的《董蒙》、赵光取于侗族琵琶歌音乐素材的《侗歌赋》、尹明五取于苗族芭莎部落音乐素材的《芭莎》再次展现最原始民间音乐在与交响乐队交融时的特殊魅力。 　　第三次创作成果呈现于2016年明19日晚在“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中首演的《丝路追梦》。“丝路”题材中兼容并举的西北民间音乐，甚至域外“丝路”上的“民间”音乐，被置于现代交响乐构建的语境中，原型民间音乐旋律或节奏与交响乐并置同构产生了奇异的音乐效果。后来，它还被纳入到随后举行的“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的展演节目中。《序曲》（周湘林）、《随想曲》（叶国辉）、《狂想曲》（张旭儒）、《幻想曲》（赵光）、《畅想曲》（尹明五）五乐章错落有致，一气呵成，将“丝路”沿线的民俗风隋以交响画卷的形式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绘，其新颖的选题和深层次的乐颂吸引了业内外观众的赞赏。 　　对民间音乐素材的深隋眷顾，是四位作曲家创作的初心，而将其本原形态的音乐光彩进行现代交响乐精心“呵护”式的适度发展，是作曲家们艺术追求的目标。其“四位一体化”的创作组合形式的不断成功，还将大家关于“团队创作”可行性及如何寻求新突破的话题再次唤起。 　　“团队创作”的优良传统 　　“团队创作”是聚合集体智慧，集中技艺优势，各个“击破”艺术创新的重要形式之选。它在个性张扬的后现代音乐语境下是否过时？ 　　以历史的经验来看，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团队创作”由来已久，并不乏成功案例，其最为成功者当首推马可、张鲁、瞿维、李焕之、向隅、陈紫、刘炽等于1945年初作曲的民族歌剧《白毛女》。“团队创作”也成为之后民族歌剧创作的重要形式之一，如陈紫、茅沅、葛光锐作曲的《刘胡兰》（1948），欧阳谦叔、张敬安作曲的《洪湖赤卫队》（1959），王锡仁、胡士平作曲的《红珊瑚》（1961），羊呜、姜春阳、金砂作曲的《江姐》（1964）等。 　　后?硗哦哟醋餍问狡陶沟狡渌?音乐体裁，如吴祖强与杜鸣心作曲的芭蕾舞剧《鱼美人》（1959），吴祖强、杜呜心、戴洪威、施万春、王燕樵等作曲的《红色娘子军》（1964），何占豪与陈钢作曲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1959），殷承宗、储望华、刘庄、盛礼洪、石叔诚和许斐星作曲的钢琴协奏曲《黄河》（1969），张晓峰、朱晓谷作曲的二胡叙事曲《新婚别》（1980）等。民族音调或传统文化成为新作中的内容，也成为其成功的关键性要素。 　　有人说，改革开放后更加强调个性写作，“团队创作”过时了，对艺术创新是一种束缚，难再有突破。但由王祖皆、张卓娅、王锡仁、印青、季承、方天行等作曲的歌剧《党的女儿》在1991年首演后持续受宠，至今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