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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议音乐学人才培养 　　一、音乐学人才培养上的不同之路 　　作为从事音乐学教学一线的老师，音乐学人才培养一直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更是我们职责的一部分。2005年，中央音乐学院举办“全国音乐学研究生教学工作会议”，并出版会议论文集。近几年来，“中国传统音乐教学及其学科建设研讨会”在不同音乐院校也举办了多次。这说明，音乐学的人才培养受到广泛的关注。 　　然而，长时间的探索，我们似乎还没有找到一条共行之路。我们并不满意目前的教学现状，在人才培养上目前仍然问题重重。比如，我们觉得学生所写的毕业论文总是欠些火候，答辩时也经常把学生问得不知所措，但我们常常碍于面子，最终还是不情愿地投下赞成票。当然；在抱怨音乐学教学上的整体状况时，我们也在对自己进行反思：是不是教学方法有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培养我们的学生？ 　　最近笔者在校对内特尔的著作《相遇在民族音乐学》（Encounters in Ethno-musicology），书中内特尔以自己的民族音乐学专业历程为线索，述说了许多他在民族音乐学历程中的故事。其中，不仅体现出他自己的专业经历，也体现了美国民族音乐学的历史痕迹，而这些痕迹对反思中国音乐学的发展有着很好的启发性。下面是引自该书的一段内容： 　　60年代左右，国家里存在着许多显而易见的极端事物。在印第安纳大学，阿兰?梅里亚姆仍保持民族音乐学家的人类学家特性，这些民族音乐学家也可以教授人类学101课程；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曼特?胡德将民族音乐学定义为学习任何音乐的一种特殊方法，并由此产生了一些第二学历，主要有西方艺术音乐理论、非西方音乐的表演类或历学类的专家。在伊利诺伊，我们采取了最终转向一条折中道路的保守观点。我的第一位博士生攻读的是音乐学，并希望专攻民族音乐学，他却被期望在展示西方艺术音乐史的实力上不亚于一个普通的音乐史学家。非西方音乐或民间音乐的知识是一种额外的知识；人们并不期待专家们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前展现其研究深度。他们要满足如德语或法语等标准语言的要求，以及研究领域的“田野”的语言的额外要求，虽然这不是一种官方要求。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教育中的民族音乐学成分很单薄，也许一开始它就没有得到资源的充实。很明显，我们的学生要不然不得不成为一名超人，培养同时作为音乐史学家和民族音乐学家的能力；要不然就是准备不够，反倒证明学院那些看低整个民族音乐学界的反对派是正确的。 　　尽管内特尔不是美国民族音乐学的先驱，但他经历了美国民族音乐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时期，是美国民族音乐学会的建立者之一，也经历了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在美国大学的设立过程。在书中，他对这一过程有详细的阐述，其中涉及了美国大学民族音乐学学科设立时所遇到的问题。诸如师资来源、课程设置、学术理念、研究方法、与音乐学和人类学的关系、学生的培养、学生的就业等不同方面，也是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在美国已经成为了过去，他们不再对此进行讨论，但这并不是说它们已经被解决，许多问题至今依然存在。不同学校之间无论在教学内容上，还是在教学方法上，都有着不同的选择。如果我们认为美国大学教学水平较高，其原因之一是各大学之间多样风格的同时存在和相互间的认可。他们经过长期的讨论后发现，走向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而且发现，存在着差异也挺好。因此，许多学校还确定了师资必须从其他院校的毕业生中来选择。 　　能够不断地反思，对未来是有益的。音乐学中的很多问题，当它们刚出现的时候，我们会很敏感地注意到它们，并力图尽快解决；但是，经过长期的实践之后发现，有些问题始终解决不了，它们会长期地、甚至是始终地伴随着我们。这时候，我们似乎有了另外一个想法：这可能是学科性质所致，音乐学的人才培养问题也许就属于具有如此特点的学科性质问题。试想，如果教师们对学生的论文都很满意将会是怎样的情况？有时候有学生问我：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到底应该研究音乐形态，还是研究音乐文化？我好像无从回答，常常会自问：“这难道不是个人的选择吗？”有时候还会问学生：“你的兴趣是什么？你觉得他人会关注你的研究吗？你的客观条件允许你来完成你所感兴趣的问题吗？” 　　二、某几条可以共享的路 　　在承认存在差异的同时，我们是否能够创造出一些共性认识？至少是提出某些举措在某一时间段中具有有效性？思考再 　　三、本人提出如下建议： 　　（一）国际化的教学团队 　　每天看新闻，无论是对中国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和自豪，还是对中国目前所遇到的困难感到担心和不安，都会刺激我们的民族情感，增强我们的民族意识。然而，民族意识与世界意识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又是相互制约的，对此我们应该在两者之间取得较好的平衡。“人才竞争”是发展的先决条件。如果说西方有些国家不喜欢中国的话，他们似乎喜欢中国的人才，所以许多“聪明”的中国人在欧美的大学里工作――目前中国所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