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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乌托邦空间的文本及其阐释 　　乌托邦、空间、文本、阐释这些概念充斥在詹姆逊著述的各个角落，其内涵的复杂性和模糊性足以令人望而却步。此刻我们将之并置一处，目的不是为了详细解析它们的含义，而是讨论它们在詹姆逊总体性理论中的关系。这幅结构关系图景将会揭示出，詹姆逊为何将文化和艺术批评的重心放在阐释上，以及这种阐释话语在西方审美现代性话语谱系中的位置。这个讨论的重要性在于，通过关键概念的关系结构，我们能够发现詹姆逊多维性文本阐释原则的核心向度，即以面向历史敞开的自在性文本为依据，挖掘席勒意义上的艺术批评功能：实现普遍的“政治自由”。正是在这种“席勒向度”中，詹姆逊不仅选择性地调整了卢卡奇的历史总体性理论，而且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角度重建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意识。 　　一、住居在文本中的乌托邦冲动 　　乌托邦曾因其空想性、弱革命性而招致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斥责，但詹姆逊提醒我们“恩格斯将乌托邦社会主义列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思想来源之一”，意味着恩格斯并非反对乌托邦，而是那些匮乏实现理想手段的自由改革思想。[1]乌托邦思想在当代的复活表明，尽管它是一种非现实的和非历史的存在，却总是与特殊历史景观相联系。当历史情境发生变化，乌托邦式的叙事与沉思会召唤全新生活景观，它的意图不仅在于表达未来理想栖居形式，而且在于否定现实秩序的绝对化，建构多样性和多元性的可能世界―――“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这个世界……，它采取一种执着地否定现存一切的形式。”[2]换言之，尽管乌托邦只能以非现实的文本形态存在，但并不意味着现实功能丧失，人们总是“希望它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在，并且扮演一个起着诊断以及批判作用的角色”。[3]正是乌托邦的现实诊断和批判作用，促成“我们走向一个场所，由此出发，一个贯穿我们当下所作所为的空间才得以开启自身”。[4]由此，乌托邦就不是一个单纯描述虚构理想国度的小说文体概念，而是揭示历史动机、充满建构历史冲动的实践理论。乌托邦的内容也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可模仿的、可体验的虚拟世界，而要看到它作为思想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寻找居住场所的方式―――隐性的、多元的、异质的文本乌托邦空间。 　　把乌托邦理解为文本中隐在的思想形式而非虚构的幸福体验景观，詹姆逊得益于法兰克福学派和布洛赫的启示。马尔库塞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压抑机制的特征分析，将乌托邦想象力视为抵制现实、走向美好未来的积极力量。布洛赫对希望力量的洞见，表明乌托邦冲动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无意识景观。它以扭曲和虚假的内容形式进驻到大众文化文本和卑微的商品中，并以满足大众集体想象的方式表?_着变革渴求。[5]布洛赫揭示了乌托邦冲动在资本主义晚期阶段选择的主要居住场所―――大众文化文本和作为文本的商品，这也暗示了它曾经选择住居的文本方式。根据这一线索，詹姆逊认为终极意义上的乌托邦文本是关乎“政治无意识的强权叙述”：“它并不存在于经验形式之中，……必须在所有经验‘文本’的基础上进行重构，……个体潜意识的主宰性幻想则是通过梦境、价值、行为及文字的自由联想等的片断和征兆性文本进行重构。”[6]重构的经验文本大多以深隐的叙述形式给予表达，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文本考察的方式发现乌托邦冲动的踪迹和形态。 　　在詹姆逊看来，乌托邦冲动进驻的文本至少有三种形态。其一，显性的乌托邦小说。乌托邦小说是最集中的乌托邦叙事形式。作为一种言语建构的文本和想象虚构的新的生存空间，乌托邦小说表征着理想的人类生存空间，展现着它与现实的疏离关系以及现实与未来的张力。乌托邦小说旗帜鲜明地揭示意识形态的遏制策略，其乌托邦冲动并非是政治无意识，而是一种积极的政治反抗意识。它以建构自给自足的封闭乌托邦的方式隔绝现实，借此表征理想未来存在空间与现实社会存在的差异与冲突。那些孤绝的小岛或某一处与世隔绝的区域并非是极权主义政治和绝对化秩序所想象的流放、漂流之所，而是托马斯?莫尔们在意识形态压抑机制面前采取的反抗。它的效果不是沉溺于空想和虚拟满足，而是面向未来的历史姿态。其二，征兆性的科幻小说。科幻小说以其象征性的、复合虚拟的未来表达了某种关于现在的征兆。“现在”是一种包含着无数客体和个体生活经验的现实，是个人幻想及其衍生的大众文化幻想所遮蔽的现实，因而无法想象也无法获取。科幻小说抹除了具体而复杂的时间结构，并不提供未来影像，而只是“对我们的当下经验进行重构，使其陌生化”。[7]这样，科幻小说将“现在幻化成某种特定未来确定了的过去”，我们在它的想象结构中能够获得“未来世界的久远过去，就像身后的和集体的记忆”。[8]在这种经验重构的历史向度中，科幻小说以虚拟未来景观赋予进步的无意义性以结构上的可理解性，从而揭示科技进步意识形态之于人类未来重要性的观念幻象。进步理念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表明进步观念并非集体的幻想和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