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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禁烟谕旨起因论※ 【内容摘要】清末禁烟谕旨此专指1906年9月20日清廷所分布的严禁鸦片的上谕。中外学术界对其历史成因和重要意义均作过探讨。本文对该上谕发布的直接起因的讨论，在尊重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就几个语焉不详或判断有误的关键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一是唐绍仪对9月20日禁烟上谕发布的影响和作用问题应作如何评价。该问题的提出缘于西方学者多肯定唐对上谕制定的直接影响。本文则从唐绍仪1905年初赴印度谈判至1906年9月20日上谕发布前的主要外交活动问题入手，考证此间鸦片政策的变动情况，进而认定唐绍仪与禁烟上谕的制定和发布并无直接的关联。 二是汪大燮6月初禁烟奏摺问题的讨论。论者多肯定汪摺对上谕发布的直接影响，但在英国政府并未就改变对华鸦片政策向中国主动作出保证的前提下，清廷却“单方面”作出了禁烟的决定，就以往历史来说，这是一种反常的举动。清廷对国内媒介关于英国议会禁烟的信息与对汪大燮传递的禁烟信息做了不同的处理，本文据时人函札材料等旁证了汪氏兄弟（汪康年和汪大燮）与对禁烟决策起决定性影响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瞿鸿禨的非常交往关系，并试图推测这种非常交往关系对枢廷接纳汪摺所起的关键作用。 三是讨论美国传教士杜布斯等人的联名请求对禁烟上谕的影响问题。过往论者多主张杜布斯等人的上书直接对禁政决策产生影响。本文据当时媒介的有关报道以及清外务部的有关答复，对学术界流行的这种判断作了否定的考证，从而认定杜布斯等人的联合上书并未对禁烟上谕的制定产生直接影响。 　【关键词】　禁烟谕旨　唐绍仪　　汪大燮　　杜布斯 　　清末之鸦片禁政是一个与新政改革相因应的重要问题，禁政所涉及之诸问题多与时局变迁、以至中外关系的流变甚且相关，尤其是1906年9月20日枢垣上层进行禁烟决策并发布禁政谕旨的导因问题与内政、外交均有兼涉，更具典型。上推近贤，下迄今人，承学之士于此多有精当著述。无庸讳言，狭境之论学，对故实认定和考证均不应含混，但既存中外著述中，就禁政谕旨的缘起与导因的判断而言，许多关键环节的讨论宜有疑问，揆诸史料，咫尺之间的物事犹易传讹，含混记述与误作判断之处在在皆有，恐不足征信。本文仅就1906年9月禁烟谕旨的直接起因问题试作梳理，欲求尽量还原历史之真象。 一 1906年9月之前，鸦片禁政活动即已推展多次，但终因未具规模，或虎头蛇尾而未成正果。究其原因，除了英国鸦片政策的负面制约以外，财税饷项上的过分依赖是一个主导性因素，各地新政事项之叠加推行，更强调了对鸦片税厘难以舍离的粘连状态。从中央到地方，或明或暗地贯彻“寓禁于征”的所谓禁烟政策，于恩德在其《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中仔细考察了当时的禁烟法令和各地的实践，据此认为，鸦片为害甚巨的主要原因在于鸦片弛禁与抽税政策。洋药、土药重抽税厘， ※本文写作，承业师桑兵教授斧正，李吉奎教授、骆宝善研究员指点迷津，苏苑女士热情提供资料，谨致谢忱。 开始尚有寓禁于征的本来意味，但其后则变本加厉，直以鸦片作摇钱树，禁烟初衷早已抛诸脑后，为了最大限度地聚敛财富，从而别立种种税名，滥抽民财。1即便是在清廷作出禁绝鸦片政策的前夕，1905年户部在有关奏折中虽下决心禁止鸦片，2 但种因相陈，此摺主旨仍对有利可图的鸦片税源恋恋不舍，其禁烟方针的大意是，欲禁洋药，当先自禁土药，请求采熬膏由官专卖，以达到减少土药数量的目的。根据筹划，专卖局在此交易中，凡土药售银一两，局中提取二钱二分，以二钱解司库，以二分充局用。所谓“寓禁于征”的真实意图从其奏疏中可窥见一斑： 国家既得此大宗款项，举新政偿债金。数年之后大局渐定，用款渐少。于斯时也，分年酌减种地亩数，设熬膏局，以握准吸准买之权，不准商民干预。初并不收膏捐，但令吸食者先买票，彼少壮无瘾之人不准买。若无瘾而买票则与有瘾不买票者，同科以重罚。罚重而人不敢犯，故十年后内地无复吸烟之人，而洋药土药自然禁绝……与其求征税之方仍不旺，不如行禁烟之策，害可永除。况乎不言征，而税实征于无形之中，民之蒙其利者犹或视诸异时，国之收其利者不啻得之今日。3 递降而论，相似的言论在地方督抚和幕僚中迭见不鲜。西人所办的《时报》即对袁世凯酝酿中的鸦片专卖计划作了透露：“北洋大臣已议定鸦片专卖之法，拟从英国购买制造鸦片绝大机器，其价额百四十万元，计此等机力，每日能造鸦片烟三万斤，按目下计划实行专卖法，则每年可得一亿元，此亦国家之一大利源也”。4至禁烟上谕发布的前一个月，郑孝胥犹向端方进言鸦片专卖之策，“余为午桥言制械之急，可议官包进口洋药，而加抽土药税，既为禁吸烟之预备，十年之内，所得足资制械之用矣。申言其理致，举座皆然之”。5鼎革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