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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族器乐创作初创时期的探索轨迹(上) 　　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国势日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日益高涨，我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此时在上层建筑领域自“传统”向“现代”过渡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新旧文化的交锋、交汇与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交融。 　　音乐作为“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社会结构和属性影响并作用于音乐的形式与内容。探寻中国民族器乐这一特定音乐形式的创作在20世纪上半叶的探索和发展轨迹，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认识： 　　第一，民族器乐在20世纪初西方音乐文化大规模传入的背景下，从“民间”向“现代”转型具有古今交替的历史必然性； 　　第二，在此民族器乐事业的初创时期，围绕现代意义的中国民族器乐，或者由传统音乐嬗变而出一种新的音乐形式，或者探求中西结合的各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及其内容反映出不同生活与艺术背景的音乐家的精神生活、审美观念和情感需求，从而使这一时期的民族器乐发展呈现了多彩的面貌，并获得了一定的成果。 　　以下从几个方面学习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民族器乐由民间向现代转型、变革和发展的相关情况及艺术成就，并试图就其历史价值进行简要概括。 　　 　　一、主要社团及其代表人物、艺术理念与实践活动 　　 　　这一时期围绕中国民族器乐的改革、发展而做出了努力和贡献、具有典型意义，并对其后同领域整体发展发挥较大历史影响的，主要有下列团体及代表性音乐家。 　　 　　(一)郑觐文与大同乐会 　　介绍大同乐会有关活动及音乐家的回忆文章主要有陈正生《大同乐会活动纪事》、许光毅《大同乐会》、王同《对“大同乐会”在现代国乐演进中的认识》等文章。 　　大同乐会自1919年前后筹备成立，至抗日战争爆发后迁至重庆，在上海的活动时间前后近二十年。创始人郑觐文(1872～1935)系前清副贡生，“十二岁熟通丝竹，学大套琵琶，并向名家唐敬询学习古琴”，积累了深厚的传统音乐功底，为其以后终身奋斗的音乐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1911年到上海，先后在仓圣明智大学和圣玛丽亚女学等多所学校教授国乐。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当时社会背景下音乐界“徒习外风，以移易国性”的现实深感不安，因而启迪出“复兴雅乐，保存国粹”的理念，提出振兴和发展国乐的见解，并于1918年创办“琴瑟学社”作为其音乐思想的艺术实践。1919年5月，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遂将琴瑟学社易名为“大同乐会”，在会章中规划了“专门研究中西音乐，筹备演出大同音乐，促进世界文化运动”的宏伟蓝图。可见，郑觐文建立大同音乐的理想，其本意是在研究和比较中西音乐文化的基础上，重建一种“能够会世界一切音乐精华之通”的中国国乐。本着这一追求，大同乐会从建立之初就显示出与传统民间社团所不同的种种特征：建制上分设研究部、编辑部、制造部、干事部等机构。组织形式上，与一般民间班会不同的是，大同乐会成员多由当时知识阶层的国乐爱好者及社会职员组成。在建设方法上，乐会至少有三方面的主要任务：一是研究挖掘我国传统的音乐文化遗产，探讨乐会建设的理论问题；二是聘请社会国乐名家担任业务教师，为国乐的发展培养人才；三是改良各种传统民族乐器、改革记谱法，创编乐曲，广泛传播“国乐”。以上种种，我们能看出大同乐会是一个力主从整理与挖掘中国固有传统音乐文化人手、以培养国乐人才为己任的新型社团，它在一种自然意识下融入了20世纪初社会发展与文化进步的进程，体现出一定的现代文化启蒙色彩。这个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业余性质的团体，在当时政府还没有专业国乐团的情况下，一直承担着对外文化交流的演出工作。不仅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为以后我国民族器乐的发展提供了参照的范例，开创了重要的基础。 　　 　　(二)刘天华与国乐改进社 　　研究刘天华(1895～1932)音乐生涯及其艺术成就的文字很多，本文主要参阅了《刘天华音乐生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刘天华全集》、《阿炳与刘天华比较研究》等论著。围绕“探索民族器乐”这一课题，获得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刘天华与郑觐文有着多方面相似的艺术经历与见解。如两人都诞生于19世纪晚期，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由衷热爱并深刻领会中国传统音乐的精髓。 　　第二，郑觐文与刘天华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展了各自的音乐活动，都有在大学和中学从事国乐教学的经历。在此过程中，焦虑于“垂绝的国乐不能有所补救”而愿意终身贡献于“改进国乐”的事业。 　　第三，郑觐文与刘天华都身体力行创立社团作为艺术思想之实践，对发展中国音乐都有独到见解与整体设想，如改良乐器、改革记谱法、改编或创作乐曲等，力主从整理与挖掘中国固有的传统音乐文化入手，以培养人才为己任，复兴和发展国乐。 　　第四，虽都抱有一颗复兴国乐的心，但由于各自生活阅历、文化背景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