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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民族边缘地区宗族组织的形成与乡村社会转型 　　摘 要：以鄂西南土家族社区为例考察民族边缘地区的宗族组织，清代中后期，宗族组织在土著大族的基础上正式形成，并呈现出与汉族社会趋同的特征，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着基层控制的作用，体现了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转型的进程。 　　关键词：清代；民族边缘地区；宗族组织；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K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3－0153－08 　　 　　The Formation of the Cla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ety in Marginal Minority Region at Qing Dynasty 　　――A Central Study of Tujia Ethnic Group in South-west Hubei Province 　　??WU Xue-mei??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Hubei 430073,China）Abstract：This thesis studied the clans in marginal minority region of Tujia ethnic group in South-west Hubei province. From the middle term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local clans had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aboriginal big families and displayed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 of Han people. From the control of the local clans over the basic society, we can discover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in rural society in marginal minority region. 　　Key words:Qing Dynasty ; marginal minority region; clans; social transformation 　　 　　一、鄂西南宗族组织的形成：以景阳河社区为个案 　　 　　明清时期是宗族组织庶民化、普遍化的时代，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以宗族祠堂为中心的宗族组织普遍建立。在湖北，从康熙到乾隆、嘉庆年间的150年，是宗族组织化的高潮时期。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对湖北宗族组织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湖北宗族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移植性”色彩，而且大规模、制度化、组织化的宗族重建活动多集中于清中后期。［1］在位于鄂西南的土家族地区，虽然清初改土归流以前有汉族人口以各种方式进入，但直到改土归流以后才有大规模的移民进入，因受民族因素的影响，在清前期和中期建宗祠者较少，“兄弟分析，不图聚处。虽士人之家，亦无祠堂，岁时伏腊，各祭于正寝而已”［2］［3］直到光绪年间，才开始发生变化，据光绪《施南府志续编》记载：“祭礼，则祀于正寝。近日寄籍者多创建宗祠，笃报本之念，而土著之家，亦渐师以为法”，宗族组织开始形成。本文以鄂西南的一个土家族乡村――景阳河社区为例，考察民族边缘地区宗族组织的形成与乡村社会的转型。 　　景阳河是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始县的一个边远乡镇，位于清江中游（清江是长江中游南岸的最大支流，流经鄂西地区）。景阳河社区是指分布于清江南北两岸的一个大坝子，东西长15公里，面积60平方公里，包括原楠木、革坦、景阳、凤凰四个管理区，共15个行政村，现有人口20000左右。在当地，向、黄、刘、冉四姓为土著大姓，均是土家族，当地有民谣“刘三千，冉八百，向黄二姓惹不得”，形容他们人多势众，其余都为客户小姓。社区内亲情关系浓厚，四大姓自古以来相互联姻，几乎熟人就是族亲和姻亲关系。由于环境封闭，较好地保存了典型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这里是中原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融汇之地，一个典型的民族边缘区域。 　　社区在改土归流以前是一个由容美土司、湖广都司所辖施州卫和四川布政司所辖建始县的交叉点，社会构成主要是土民，在土司长期统治下，形成了以游耕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与此相适配的富有本民族特质的价值观和传统文化。改土归流以后由湖北施南府管辖，开始了从生产方式到社会文化各个层面的转型。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到清代中后期，世居土著大姓向、黄、冉、刘逐渐开始形成大的宗族，从地域分布看，向姓和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