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音乐学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与申克音乐分析法之间的联系及其运用.docVIP

论民族音乐学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与申克音乐分析法之间的联系及其运用 　　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发展史，经历了从宏观性的综合比较研究阶段到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描述、分析过程。无论从其一般的学科理论还是各个侧面(如偏重于文化或音乐本体)的研究来看，似乎都体现出这一研究转变过程的特点。比如说，通过对以往学者研究音乐本体、旋律所使用的方法的分析和追溯，我们不难发现，某一特定的时期或阶段存在着较多的一致性。鉴于此，美国匹兹堡大学荣鸿曾教授将各种分析音乐旋律的方法，依据其特征归纳为三类，即生物分类法、基因分类法和文化本位法。其中，生物分类法是指，类似于自然科学家的工作，透过精细的结构分析，能够将一系列的音乐作品，有意义地编派到不同的类别，然后从类别中推断它在历史上的演变进化。而基因分类法是由学者决定旋律如何合成家族，把旋律家族的鉴定基于曲调都是用相同的曲名和曲词，然后将曲词看作是不同变奏体的内在联系，曲词好像基因的印记，证明不同版本之间的联系和家族关系。 　　荣鸿曾教授认为生物分类法和基因分类法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足和缺憾，比如生物分类法比较主观，容易以学者为中心；而基因分类法则非常客观，学者只是识别旋律家族的相似和相异性。这二者都只注重旋律在口头流传过程中的变化，并未究其变化的深层原因。而被荣鸿曾称为“文化本位法”的分析方法，是根据美国华裔学者赵如兰对京剧西皮腔调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和持有的文化立场而得名。赵如兰采用的是依据熟悉京剧的听众大脑中对音乐认知观念来辨别旋律的家族关系，从而进一步探索引起旋律变化的具体原因。 　　纵观中外学者对音乐旋律本体的研究经验，我们可以看出，赵如兰的上述研究方法，其实是从上世纪中叶以来，不少民族音乐学学者有意或者无意地遵循着、并予以创造性地发挥和发展的一类民族音乐学分析方法，杨民康教授在其论文中曾将这种方法加以总结，并称之为“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运用此类分析方法较典型的例子如，英国学者布莱金(John Blacking)对南非文达人的各种民歌所做的旋律、节奏、歌词简化形式分析，从而探讨与其相对应的文化功能，采用的是一种简化模式分析法；尼日利亚学者拉兹?埃库依迈(laz Ekwueme)对西非音乐中节奏模式的简化还原分析，认为西非音乐在表演中存在着固定音型和二段体结构；英国学者施托克(Jonathan Stock)对中国的越剧、京剧的乐器演奏、唱腔和歌词所做的深层结构的简化分析，总结出它们的基本结构模式及旋律框架。这些分析实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的思维，都是以力图揭示音乐文化的深层结构为目的。 　　在荣鸿曾教授提出上述概念的基础上，杨民康教授认为这种文化本位分析法的理论渊源要追溯到语言学、符号学、认知人类学及民族音乐学的理论知识。此外，由于布莱金、施托克等学者在分析音乐作品时，均不同程度涉及了申克简化还原理论思维，以至于很多学者也将这种音乐模式的分析方法认为是申克理论的运用。本文将继续从以上几个层面进一步阐述这一研究方法的理论来源和方法论的延伸，着重分析其在民族音乐研究中的具体运用状况，并尝试使用这一方法和理论对刀郎木卡姆进行深层结构的分析，探索刀郎人的音乐文化模式观念。 　　 　　一、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的理论来源 　　 　　上述被荣鸿曾教授称为“文化本位法”的分析模式，究其理论来源大致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语言学、符号学的理论 　　语言学、符号学的理论要从英国语言学家索绪尔在上个世纪初提出的“语言、言语”说起。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相当于一种社会制度，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言语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是个人的、暂时的，它是人们所说的话语的总和。因而语言和言语是相互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语言学属于符号学的一部分，语言的问题主要是符号学的问题，正如我们把礼仪、习惯等等看做符号一样。通过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语言承载的是一种规律性的制度，而这一制度的形成则依靠言语的具体行为来实现。 　　语言学的发展到了上个世纪中叶，在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那里形成了“转换一生成语法”学派。乔姆斯基认为，语法必须简单明了，必须具有生成能力，依据一种语言的语法，能够生成并且只能生成这种语法的无限多的句子。要想使语法简单明了，就必须用数学的方法归纳出一套公式，乔姆斯基把这套公式称作“转换生成”规则，根据这些规则，可以生成实际话语。除此以外，乔姆斯基还认为句法结构包括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一种生成语法必须是可以重复生成无限多结构的一个规则系统，这个规则系统可以分析为生成语法的三个主要部分：句法、语音和语义部分。而一种语法的句法部分必须详细说明每个句子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前者决定句子的语义解释，后者决定句子的语音解释；前者由语义部分解释，后者由语音部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