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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开发对民族传统文化性影响 　　[摘要]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历史过程，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前提条件取决于其在当下的“有用性”。对这种“有用性”的最终评估并不来自研究者或政府官员，而只能来自居于该民族传统“主位”(emic)的文化持有者的认知。换言之，传统文化是不能被处-于“客位”(eric)的人的“理性”行动保护下来的。文化传承的内源性动力只能源于居于该种传统文化“主位”的它的持有者群体的“文化自觉”，而这种“文化自觉”正是对其传统文化有用性的一种界定和回应。从这一点出发，研究者能做的是为“主位”者提供智力支持，政府要做的是为“主位者”提供财政支持和制度保障。 　　[关键词]旅游开发；有用性；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04―0030―06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20余年来，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话题始终为理论界所关注。近年来，随着《云南映象》、《云岭天籁》等在国内的热演，一方面是以云南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产业化发展的大好形势，使人们进一步看到挖掘民族传统文化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的美好前景；另一方面，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对民族传统文化消解的实证研究报告也不断见诸媒体。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开发旅游业的政府主导行为更引来不同的声音。一种观点将旅游开发看作是积极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国家扶贫战略的一种有效途径(崔延虎，2001；杨莉，2006；蔡雄等，1997；周歆红，2002；刘向明等，2002)；另一种则指出旅游开发给目的地带来过度商业化、“伪民俗化”等消极影响(戴维．J．格林伍德，2002；王宁，2004；宗晓莲、保继刚，2005)，还有的学者十分关注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中传统文化的开发与保护之间的互动关系(马晓京，2000；李忠斌，2005)，积极呼吁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陈家柳，2005；田俊迁，2005)，并提出多种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的思路、对策和措施(杨红英，2001；马晓京，2002)等。这些研究对促进我国旅游业快速、健康发展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保护性开发的思路、对策和措施的实施总是不尽如人意，旅游开发中对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保护的问题始终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这就引发了下列疑问，民族传统文化究竟在何种条件下才能得以传承?旅游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性影响是什么?本文试图从传统文化传承条件构成的维度，对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可行性提出一些看法。 　　 　　二、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条件 　　 　　文化的发展是按照一定的价值取向逐步积累和规范化，并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形态，这就是文化人类学所称的文化模式。传统文化作为代际相传的、整合人们日常生活的模式，对调整特定社会中的人们共同体的行为起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一个社会传统文化的形成却不是该社会人们共同体中的某些个体或称精英主动作为的结果，而是一种客观历史过程的产物，是该社会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在适应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逐渐形成的。一方面，它体现着人的社会性存在，即任何一个社会的存在都必须由一定的秩序、章法来维持，处于社会中的个体必定要受到传统的规约；另一方面，必须承认任何社会都是由个体组成的，没有个体的存在也就没有了社会的存在，正是这每一个个体的行为聚合的对外表达，渐渐地、无意识地构成了他们所处社会的传统。正如哈耶克所言，“这种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它是从无意之间遵守某些做法中产生的，其中许多这种做法人们并不喜欢，他们通常不理解它的含义，也不能证明它的正确，但是透过恰好遵循了这些做法的群体中的一个进化选择过程――人口和财富的相对增加――它们相当迅速地传播开来。这些群体不知不觉地、迟疑不决地，甚至是痛苦地采用了这些做法，使他们共同扩大了他们利用一切有价值的信息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大地上劳有所获，繁衍生息，人丁兴旺，物产丰盈”(哈耶克，2000)。因此，传统文化既决定于社会，又决定于个人，它显现着集体公共性与个人独立性的二重性特征。 　　人的社会性存在规定了其不可能完全脱离某种社会关系而存在，必然地要受该社会传统的约束，而人的自然性存在又使其不得不面对现实的生活，因此，任何传统的规矩、章法、价值等都会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发生嬗变，“这些传统既是此前文化的积淀，也是当下社会需要的满足”(马忡炜，2005)。只不过它的嬗变也不可能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张力中完成的，其“走向”是由传统持有者的价值取向决定的。换句话说，后代对前辈之传统文化的“承接”是以后辈对前辈的文化理解以及当下社会主导文化价值体系为标准尺度的，只有